京城自来水的来历

北京自来水于1908年开建，到现在整整 100年了。

作为13亿人的国都北京，从重大的国家政务活动到城市建设、运转的方方面面，没有一天能够离开自来水的供应，然而，有多少人知道或曾追问：京城的自来水是怎么“来”的呢？是什么时候、在怎么样的历史条件下、由谁主持操办这项工程的？

这就要从100年前说起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的一天，慈禧太后于颐和园召见不久前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调升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说到京城屡遭火患而问计于袁“防火有何善政？”袁世凯“以自来水对”。这是由于袁在天津(直隶)为官多年，而天津早在4年前，即光绪二十九年 (1903)便有了自来水，深知自来水的种种便利和优越。与此同时，袁向慈禧太后举荐周学熙入京筹办此事。

周学熙(1866-1947)，安徽至德县 (今东至县)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父周馥，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官至两江、两广总督，也曾任四川、直隶布政使，属大清官场要员。周学熙本人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在袁世凯手下效力，协助袁推行“北洋新政”，成绩彰显，如周自述：“蒙袁公深赏，遂逢知遇，叠绾要差”，先后出任银元局总办，直隶工艺总局总办、督办，北洋支应局总办，官银号督办，署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经袁奏保，加“二品顶戴”，后又奉旨赏“三代正一品封典”。同时又是经营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近代工业，亦官亦商的知名企业家。

调周学熙入京筹办自来水，毕竟是件公事。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农工商部三位大臣联署，呈奏折称：周学熙在直隶“历办工艺局厂，成绩昭著”，属“谙悉商情、声望素孚”之员，“总理京师自来水……必能措置裕如，不负委任”。不数日即获准。周随即入都，派在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具体承办筹建京都自来水事宜。

周学熙并没有受过供水工程一类的专业训练，更非精通自来水事业的行家里手，但他凭借着对国外近代工业文明的了解，以及在直隶创办实业所积累的经验，以超常的速度，当月便拟就了《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文不足千字，却是一份全面的、纲要式的自来水筹建规划书。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公司定性为“官督商办”，“定名为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切按照公司商律办理，以符名实”。官督商办是当年政府财力不足，于民间集资办实业的一种时兴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官任监察保护之责，商任集股经理之事，官商协力维持，于是乃臻妥善”。

第二，筹集建设资金。公司初创，“首以召集股本为要图”，创建自来水是项大工程，“需款繁浩，非厚集股款决不足以济事”。拟定募集300万银元，分30万股，每股10元；又规定“专招华股”，以保护民族企业权益。为鼓励先行投资人士，将予以优惠。所有招股事项，统由设在天津的直隶官银号承办；在股本未集齐前，创办自来水公司的费用，由官银号先行垫付。

第三，“筹足水源为第一要务”。这是创建自来水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否则将成为“无米之炊”。周学熙在“连日履勘近郊水道”的实践基础上，确认“以安定门外沙子营迤下孙河水源尚旺”，即今位于朝阳、顺义二区交界，温榆河一带。其上游分别是北山沙河及西山清河，合流至孙河，“水势颇大”，拟“就河筑大圩一区，储水足供两三个月之用”。另一工程为铺设输水管网，需请“奉辰苑(主管皇家园林、河道的机构)、民政部、步兵统领衙门”等部门协同，勘查城厢道路、沟渠、依实绘图备用。

第四，请求官方予以政策支持。鉴于工程成本巨大，“且事属创举，民间风气未开”，估计二三年内难保股东应得利息，故要求参照外国对民间公益事业“率由国家给予补助金”，以及近年直隶兴办实业予以官款接济的做法，由直隶总督统筹，每年拨官款15万两。做“保息”之用，待公司运转正常，再“分期缴还”。同时，要求比照铁路建设先例，凡经“关卡暨京师崇文门，一律豁免厘税”，以减轻建设成本。

至于其他如招股办事，拟定详章，定机购料，选用员司，招募技师、工匠等，概由周学熙“分别妥筹”，全部工程估计需时二三年。

农工商部据此奏专折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遂即获准，工程进入了实施阶段。

首先是配置工作班子，选定办公地点。周学熙首选同乡、长期共事又有姻亲关系的孙多森为副手，并由北洋各局借调得力人员，包括后来担任公司总理的“候选知府”马学庭，皆因人员熟络，便于开展工作。暂选定东四牌楼钱粮胡同租房办公(后迁至前门西城根新址建办公楼)。

其次，遴选设备、工程承包商。其时，我国近代制造业主要在军火、冶炼等少数行业，新建自来水所需材料、设备都需靠外洋进口。一时在华各洋行争相竞售，乃至“巧揽强售，诡计百出。”周学熙“以镇静淡泊处之”，经认真考察，最后选定德商瑞记洋行承包，除因报价较合理外，也因它曾承办天津自来水的建设，“熟悉中国北方天时地势，且于孙河一带水源考察有年”。最终以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两之价，洋商承诺供应“德国著名大厂极新式而又极坚固耐久之头等正号机器”，并“以全工告成，全城用水六个月验收”等为条件于周学熙到任后不足两个月，便签订了合同，足见其办事效率之高。

再次，关于集股筹资。在周学熙主持下，制定了招股章程，于报刊登载招股“广告”，发布“招股启示”，大力宣传诸多“利好”信息，如提前交足股金，每10股可获赠1股；有官款承诺保息，“以昭大信”；自来水为“人人必须，日日消耗”，“取诸自然”，销路“无滞”，一旦投资，可“坐收巨利”等九大“特色”，几乎全无风险。经官银号津、京、沪、汉等号及广东日升昌8家银号办理，仅3天即将300万股金全数收足。后周学熙等再三核标，认为有270万元即敷应用，为避免资金积压，减少股息支付，遂退回天津银号30万元。

其他如征购土地，采办石料等事项，均有序进行。

然而，总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一次施工中遇到宗室贵族一“隆君”茔地，“忽出阻止”，认为掘地坏了他家风水，甚而制造“安设水管硬刨坟墓”的谣言，故意骚扰，妨碍施工达两个月之久。对此，除报请相关官府“会勘”外，周学熙以朝廷官员名义登报辟谣，并警告对“招摇生事之人”，将“彻究重惩，决不宽贷”。经各方调停，矛盾终于得到解决，但却影响了工程进度。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载湉于瀛台涵远殿“崩”，时隔不足20小时，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也“崩”于中南海仪鸾殿，这便成为了“全国大丧”，内务府在出殡前要组织“演习大杠”，通过内城巡警总厅下文件，要求公司于宣统元年(1909)二月二十日前，将出殡线路(主要在内城西部景山以东，经地安门、西四牌楼、出阜成门)的路面“修理平坦”。公司调动人力突击三昼夜，或抢工埋管，或对来不及埋管的沟槽还土填埋，垫平夯实，直到出殡后才复工重新挖沟埋管，工程一停一返，使进度大受影响。

施工过程中还发生外商瑞记洋行不能按期供货，所供器材与图纸不符，以次顶好乃至发生水管炸裂等问题，经催办、交涉，有的甚至经周学熙亲自过问，才一一得到解决。

供水前，周学熙安排人员及时拟定了包括入户安装专管、街市龙头供水、试办承包龙头、水夫雇用等准备营业的规章制度。同时，发挥“官督”职能，经农工商部奏准，对自来水水管沿线设施，责成“地面官出示晓谕，切实保护”。对上游清河、沙河“二十里以内”，亦责成“该管地面官言谕居民认真防护堤岸，培植树株，以养水源，并严禁侵害作践及倾弃污秽。”

京师自来水工程在周学熙的总理指挥下，经过 22个月的精心规划，悉心组织，建成了孙河、东直门两座水厂，浊水、清水、滤沙等池18处，铺设大小口径钢管总长370余里，装设街头售水龙头420余个。“其水源之远，地面之广，管线之长，远非他埠可比。”在实收股本270万元的资金保证下，除已支及应备善后各款外，仍净余33万余元，皆因“多方撙节”所致。公司决定先于内外城“繁盛之处”设4个供水点，对居民“放水奉赠”，并备“水票”免费分发，事先以广告形式在京城数家报纸刊登，告知民众；而正式售水时间定为宣统二年(1910)二月初十。也正是在这一年的2月，京师自来水公司召开股东成立会，推举马学庭为总理，王筱汀为协理，周学熙则以农工商部丞参身份派为监督。与此同时，周学熙还为公司今后营业提出了“勿图速效，勿务近功”的方针，“要以设法使用户方便，小民得利为宗旨”。应当说这一“方针”和“宗旨”，在今天也仍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然而，好事多磨，新生事物往往有曲折、坎坷的遭遇。周学熙晚年回忆那段时间的问题写道：(自来水)开办之初，招股虽易而营业则甚难。因内城旗人谓为洋水，又道其“专走地道，不见阳光”，是“阴水”，疑畏拒饮。山东水夫又把持之，出种种阻力以相刁难。百年前的中国尚处于从长年的闭关锁国向风气乍开的阶段过渡，对外洋的工业文明带来的新事物多抱有：“身所未经，则以为异；目所不见，耳所不闻，则以为怪”的心态。对此，周学熙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分别用文言文、白话文通过报刊广告解疑释惑，一方面利用旗人的皇权观念，说办自来水“系懔遵先朝谕旨”是“奉皇上旨意办的”；一方面又调动人们的爱国情感，称自来水的兴办“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同时宣传公司“用化学法，化验街上龙头放出的自来水，真正是性质纯良，十分清洁”，“于人的卫生上极为有益，大家吃着，没有不身体强健的”。此外，公司还采用经济手段，连续3个月减价一半进行促销。科学事物毕竟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自来水的优越性逐渐为广大民众承认，不足半年，自来水的用户或自己从街头公用龙头挑水回家，或由水夫挑送入户，已十分踊跃。

京师自来水的建成，清农工商部给予周学熙 “坚苦卓绝，才力过人”，“识诣精深，心力敏锐”，“讲求事业，力图富强，求之近时，不可多得”等较高的评价。转年，周以将出国考察为由，辞去了公司监督一职。

就在自来水实现供水不久，宣统三年 (1911)，辛亥举义，革命军起，宣统逊位，清廷覆亡，新的共和国取代了腐朽的封建帝制。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外国列强充当军阀的后台，本来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却没有给国家、人民带来安宁，各派政治势力、各路军阀，争斗不休，政局动荡，国运多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问世不久的自来水事业可谓生不逢时，失去了官方的保护，社会的无序使偷水事件屡有发生，拖欠水费者日益增多，物价不断上涨，水费却不能调整，加之当年投建“成本费巨”，公司领导层又不善经营，很快便出现了亏损，无法实现对股东保息的承诺。迫于形势，于民国元年(1912)4月，召开股东会实行改组，取消代表官方的“监督”，推举周学熙为总理，取代辞职的马学庭，王筱汀仍留任协理。周、王二人对公司励行整顿，强化管理，果断实行裁员减薪，周、王本人更是率先垂范，不领取薪酬，公司经营状况迅速改观，当年便扭转了亏损局面。

不久，周学熙应袁世凯命，于1912至 1914年间曾两度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因袁世凯洪宪称帝，周“坚不附和”，遂请病假“远嫌疑以避祸”。

京师自来水于衰败的清末起步，称得上是一项迈向近代文明，普惠于民的城市建设事业，实现了“振兴京师水利，便益卫生、消防为急务，思以人事补天时地利之不逮”，“既利民生，尤便民用”的宗旨。其水厂建设和所铺设的管道，奠定了京城供水体系的初步格局。在一个世纪前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下，先人们追求近代文明的创业精神、认真敬业的工作效率，以及与时俱进的革新理念，有许多仍是值得今人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