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普通话与台湾国语的对与错

常听台湾同胞或媒体把“我和你” 念成“我汉你”；又把“垃圾” 念成“乐色”。今天终于忍不住百度了一下，发现了一些趣事。原来语言没有对与错只有习惯和传统。

下面是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

台湾人把“和”字念成“汗”竟是源于老北京话

与台湾人有过接触，或者看过台湾电视新闻或者电视剧的大陆人，无不惊疑地注意到台湾人在用到连词“和”的时候，发音是hàn（四声，音“汗”）。连那位大师李敖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中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发“汗”。发音为“汗”的“和”字几乎成了台湾人和台湾腔国语的标志。一位大陆网友这样评论道：“每次听到台湾朋友把‘和’读成hàn时，我总感到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不知怎么回事，好象有一只毛毛虫爬到了自己身上。我真想克服这个心理障碍。”

说来也奇怪，大陆人要是问为什么把“和”字念成“汗”的时候，比较年长或者有点学问的台湾人会反问你：“这不是大陆来的标准国语吗？”

在大陆的标准普通话中，“和”字有5种发音（参见《新华字典》）：（1）hé（二声，音“河”），比如说“你和我”；（2）hè（四声，音“贺”），比如说“和诗”；（3）huó（二声，音“活”），比如说“和面”；（4）huò（四声，音“货”），比如说“和药”；（5）hú（二声，音“胡”），比如说打麻将“和了”。记得90年代初北京地区的语文高考题还考过“和”字有几种发音。我当时就说，要是在台湾还得加上一个“汗”的发音。

宋初的语言韵书《广韵》中“和”作为连词只有“户戈”一个反切，今读平声。从唐诗的韵脚中也可以判定，“和”字至少在唐朝的时候就发he的音，比如韦庄的《云散》：

云散天边落照和，关关春树鸟声多。刘伶避世唯沈醉， 甯戚伤时亦浩歌。已恨岁华添皎镜，更悲人事逐颓波。 青云自有鹓鸿待，莫说他山好薜萝。

当然这只是一个旁证，因为这首诗里的“和”并不是后人所使用的连词“和”。也就是说，仅仅从这首诗中我们无法证明“和”作为连词用的时候是否也一定发hé（“河”）的音。其实，民国时期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语言问题》第八讲“何为正音”最后专门对这个“和”字的读音：

“还有当‘与、及、同、跟’那一些意思讲的，在平常语言里有两种说法：hàn跟hài，并且常常轻声……在北京话里头，没有说hé当‘跟、同、与、及’讲的…..”。

除了赵元任先生的文章，老北京人把“和”念成“汗”还有很多其他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弥松颐著《京味儿夜话》）一书，作者弥松颐先生是位老北京，他对北京话的“和”的说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北京话的“和”不仅说hàn，而且也说hài，比如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就是“我害你”、“你害我”的。1956年陆志韦先生写《北京话单音词汇》时，请了一位姓赵的老先生做北京话的发音人，就把当连词用的“和”念成“汗”。1960年袁家骅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中提到：“并列连词‘和’，北京口语又读hàn”。1996年徐世荣先生的《北京土语辞典》，也收录了“和”字的“汗”这一读音。

那么，北京土语“汗”怎么就跑到台湾去了呢？这还要从民国成立之初说起。1919年在《国音字典》上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这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但是在这套“标准音”中，北京语音占有重要的地位。　1937年开始出版、延续多年陆续出齐的《国语词典》在注音上体现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字、词注音按照北京话语音系统，所以连词“和”不读hé，而读hàn。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日语的“国语”黯然退出，台胞急着要回复祖国的语文，要说国语，要认汉字。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台湾国语会的标志性贡献是编订《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1946年5月1日起，由“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这位齐铁根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直到现在上年纪的台湾人还能回忆起齐先生娓娓动听的“京片子”，连词“和”读hàn（“汗”）就此在台湾深入人心。顺便插一句，京味小说作家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根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铁根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老舍要把“车夫与骆驼”作为“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不了解骆驼的习性，是很难下笔的。他接到齐铁根先生回信，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于是他决定以他熟悉的车夫为主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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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本字也不见得是 和

或者说是由 ha 加鼻尾 变来的

中部地区的一些官话还是 ho ，北京土话也有一些中部底层，如花 读 huo，

李白 读 li-bo

北京土话 毕竟是 满人入关后，学说明代官话的产物，明代北京城的官话底层是江淮的，满人进京后把汉人驱赶到外城，到乾隆年间 官话才从明代官话改为北京的旗人话，这种方言形成晚，还很撇脚，没入声，音系比明代官话简单，在当时就像外国人学汉语一样，而且学了还没人规范，有大量满语蒙语借词，语音层次混乱，很难和广韵之类的对上号。

普通话制定时算是调整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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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岸对“垃圾”的读音说开去

原来不知道大陆标准普通话的“垃圾”与台湾标准国语的“垃圾”发音完全不同：普通话把它叫lājī；国语则将之称lèsè，听起来就象“乐色”。

与台湾友人相处久了，接触台湾的广播影视节目多了，在再加上查看台湾出版的字典，便发现在标准“普通话”和标准“国语”中，不少常用字的发音都不一样。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是“我和你”的那个“和”字：在大陆读成hé，台湾则读成hàn（汗）。此外，还有一些例子，如：“滑稽”，大陆读huáji，台湾读ɡūji（古稽）；“液体”，大陆读yètǐ，台湾读yìtǐ；“携带”，大陆读xiédài，台湾读xídài；“一艘”，大陆读yīsōu，台湾读yīsāo；“曝光”，大陆读bàoɡuānɡ，台湾读pùɡuānɡ；“包括”， 大陆读bāokuò，台湾读bāoɡuā；“通缉”，大陆读tōnɡjī，台湾读tōngqī；“挟持”， 大陆读xiéchí，台湾读jiāchí；“悬崖”，大陆读xuanyá，台湾读xuanái；“说服”，大陆读shuōfú，台湾读shuìfú，等等（当然，上述这些读法在两岸各自双方都同时有人采用，我们所说的是双方字典的规范标音或职业播音员的规范发音，并非指各地方言〕。

开始，我很奇怪，以为大都是闽南方言的缘故，后来才发现，台湾出版的国语字典就是如此标定的。问了台湾友人，他们告知，在学校读国文时，老师专门强调这些都是正确的读音，从前在大陆的那些读法则是错误的。最有意思的是许多外省人父母说话的发音，同现在大陆的普通话发音一样，他们的子女则因上学而纠正了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发音，改说一口标准的国语。如若坚持原来的发音，就会被笑话，被认为是没有教养。

后来，从学者翟华的考证更确知：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日语的“国语”黯然退出，台胞急着要回复祖国的语文，要说国语，要认汉字。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台湾国语会的标志性贡献是编订《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1946年5月1日起，由“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这位齐铁根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直到现在上年纪的台湾人还能回忆起齐先生娓娓动听的“京片子”，连词“和”读hàn（“汗”）就此在台湾深入人心。

大概上述垃圾等字词的发音也是当时纠音的产物。于是，笔者还专门翻阅了由台湾国语日报社出版，齐铁根先生所主编的《注音详解古今文选》，果然不少词的发音与现今大陆不一样。

在声调标准化方面，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也有不少区别，如“综合”的综字读去声，即第四声（大陆读第一声〕；“侮辱”的辱字读第四声（大陆读第三声〕；“伪造”的“伪”字读第四声（大陆读第三声〕；“企业”的企字读第四声（大陆读第三声〕等等。

依笔者之见，这些发音的区别见仁见智，实际上是某些学究们的人为“纠偏”。问题是到底以古文还是白话文为主体，以北京方言还是以其他方言为标准发音。如果人们在口语上念“和(he)”，而非要纠成古语的“和（hàn）”，恐怕就过于牵强。例如：在古语中，将“游说”和“说客”读成shuì，而口语中的“说服”读成shuìfú，就显得太生硬。果然，一次听台湾某名主持人的节目，她在一字一板时用“说服(shuìfú)，但在下面脱口而出时，却用“说服（shuōfú）”。

在台湾，“癌”字最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它的读音竟与“炎”一样，都读成yán。这样一来，就麻烦了，“癌症”、“肺癌”与“炎症”、“肺炎”的发音一模一样，因发音之差造成误诊，岂不冤枉！后来，笔者特别留意了这些发音，发现不少台湾播音员也将“癌”读成了ái。这大概是有了教训了吧？！

有意思的是，美国洛杉矶中文电台的播音员们，因某些字的读音，经常遭到来自两岸听众的责难。例如：某次，一位来自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将“口吃”读成kǒuchī；一位来自台湾的听众来电话指出，怎么光天化日之下念白字，应该读kǒujī。为此，还引起一场小争论。

更有意思的是，不仅音调，两岸在某些用词方面竟有截然相反的理解，如“窝心”一词，大陆理解为“憋气”，而台湾则认作“快意”。

究竟正为何音，有学术的门派之争在里面。举一个例子。在大陆，多年来，关于计量单位问题，一直是变来变去，搞得科技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对于来稿，常无从下手，不知该以什么计量单位为最标准。查有关的计量单位标准，版本不同，内容都可能有异。为什么？就是名词命名委员会的成员看法不一，今天你在委员会力量占了上风，那么，定名就倾向于你，明天他占了上风，那就再改过来。就像人死了，装在带拉锁的棺材里，想起来了，就出来看一眼。

这让人想起一部五六十年代的国产动画片，讲述一个昆虫学家，在家里的捕蝇网中意外发现一个带着翅膀的昆虫，他喜出望外，说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昆虫种类，他视这昆虫如宝，养在试验室里，观察和研究它的生活习性，著书立说，梦想着什么伟大的成就。他的行为诡秘被他的同事－－另一位昆虫学家看在眼里，嫉妒心油生，在他命名此昆虫为希利奥多斯后，那位老兄不服，例举数条理由，著以10倍于他的文字推翻他的命名，命名那昆虫为多克斯·希利奥多斯。就在他俩为命名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昆虫界泰斗，发了话，你们两人的结论都不对，我已著书百余万字驳你们的结论，你们的命名都错了，据我的研究，这种昆虫应该叫多克太·希利多克太！一时间三人争得天翻地覆，甚至大打出手，没有了一点儿学者的斯文。正在他们斗得不可收拾的时候，那位昆虫学家的小儿子跑进来，爸爸，你看到我捕蝇网里的那只苍蝇吗？现在到处在灭蝇，我好容易就找到那么一只，学校让交的，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三个大人，听了，全呆傻傻地愣在那里。

这是题外话，一个荒诞的故事而已。文字这东西，世界地域如此广大，民族又如此多，多样化的文字，多样化的方言，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为了地域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更好地沟通和交流，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