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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门头沟戒台寺

6、门头沟戒台寺　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马鞍山麓

戒台寺又名“万寿禅寺”，位於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马鞍山麓，去潭柘寺8公里，距城区35公里。因为寺内一座全国驰名大戒台，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所以一般人均称此寺为“戒台寺”或“戒坛寺”。

戒台寺历史悠久，据寺内现存碑记及参阅有关文献得知，寺前身为创建於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慧聚寺”，是当时以戒行见称的智周禅师隐迹之地。辽代道宗清宁年间，一位名震中外被誉为“钟普贤之灵，孕凡夫之体"的高僧法均和尚来隐此山。法均於辽咸雍五年(1069年)冬奉诏佐绿金台松务，他於寺左创建了一座菩萨戒坛，广度四众，日度数千年，当时不仅辽国管辖下的民众来此，南方宋土之人来此受戒的也很多。道宗对他为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赞他“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当时法均和尚应邀赴各地宣讲佛法，“所到之处，士女塞途，旨罢市辍耕，忘馁与渴，受戒弟子数不胜数。

元代此寺高僧是月泉长老。有碑记《大都马鞍山慧聚寺月泉新公长老塔并序》，为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立，文中对月泉重新修茸该寺的倩况有这样记载“因兹云山改色，钟鼓楼新音，内外雍容，遐迩善末，三五载增修产业，开拓山林，破垣颓屋，无非济楚”。元末，寺内殿堂及戒坛毁於兵燹。

明代宣德年间，司礼太监阮简等以皇帝所赐金币“僦工购材，做正殿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罗汉，外做四天王殿，左做迦蓝殿，右做祖师殿，东西有庑，外庑做演论之堂，居僧之斋、庖、库廪，糜不具备，外建三门，环以垣......”。这次重修工程，是由知幻大师亲自主掌的，始自宣德九年(1434年），完成於正统五年(1440年)，竣工後由司礼太监王振奏请更名，英宗皇帝赐额“万寿禅寺”。

主持重修工程的知幻和尚，俗姓刘，名道孚，字信奄，很受明英宗器重。英宗召见他时，见他额头凸出，戏呼他为“凤头和尚”,他则表示不敢攀龙附凤，自称“鹅头和尚”。他被封为“僧录司左讲经万寿戒坛坛主”。在重建寺院过程中，知幻与僧众“铲荒夷脸，郁起重构，散万赀鸠工，择千僧以董役，匠成於心而归於手，笠雨不屐，悉崇饰殿宇，穷极雕绘......”。

清代此寺著名高僧是紫哲公，从康熙年起住此寺四十余年。从文献记载上末见清代对此寺有重大修葺记录，仅在光绪十七年(l891年)由恭亲王出资将罗汉堂、千佛阁及北宫(牡丹院)略事修葺。另外，从碑记中可知有许多民间组织起来的“会”，如“地藏会”、“三元大悲会”、“大悲随心经会”、“广益米会”、“五显财神圣会”等等，纷纷在寺内空地建一些小殿，如财神殿、娘娘殿、老爷殿、地藏殿等，使得这座佛寺中出现一些非佛教之殿。

1949年以後戒台寺停止了佛事活动，由北京市园林局经营管理，并开辟为公园。1966年以後，因修理天坛斋宫需用木料，拆除了千佛阁，寺内佛像大部分也於文革期间被毁。80年代以来，该寺经过大修再次开放，并由北京雕塑工厂重新塑了若干佛像。

戒台寺坐西朝东，建於山麓缓坡上，主要殿堂沿两条东西向轴线建筑而成。大雄宝殿一组居於南侧靠前，由低处逐步升高。戒殿一组居於北侧靠後，全部建於高台之上。殿堂四周分布着许多庭院，各院内有精美的叠山石，葱郁的古松古柏，加上古塔古碑，山花流泉，显得格外清幽。寺中树木远在明代就很有名，诗云:“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一树具一态，巧与造物争。”著名的有“自在松”、“卧龙松”、“九龙松”和罕见的“活动松”，你随意拉动它的哪个松枝，整棵树的枝叶便跟着摇动，好像一阵狂风正在袭来。活动松远在二百多年前就已闻名，乾隆皇帝在此曾留下一座“题活动松诗”小石碑。戒台寺还以松闻名，寺内古松柏有的为辽、金代所植，松树枝杆虬曲离奇，可坐可卧，古人常登树做“巢饮”，并留下许多咏松之句。如乾隆《咏活动松》诗二首云:“老干棱棱挺百尺，缘何枝摇本身随。咄哉讹为挈其领，素动万丝因一丝。”“摇动旁枝老干随，山僧持以示人奇。一声空谷千声应，借问神通孰所为。”此二诗刻於一圆头矮碑上，现立活动松旁。寺内除古松柏极具特色外，其它如绿牡丹、太平花、银杏以及探春等亦属植物中之珍贵品种。朱宗吉《戒坛观松》诗:“宝树倚晴峰，婆娑月影重。叶深藏蕊鹳鹤；枝老作虬龙。拂殿春阴合；凌霜翠色浓。......”更能刻画传神。

大殿里面有一座三层木戒坛，有阶梯上下相连。院内西北有“千佛阁”，里面有迥旋式楼梯，楼上楼下有无数的小型佛龛，一龛一佛，佛像身高都不足尺，惟雕刻甚精。千佛阁现在只遗台基及柱础，过去此阁曾是全寺中心建筑，登阁放眼，可望百里。阁为七开间，外观为两层，中间有腰檐及平座暗层，庑殿顶阁高二十馀米。内部两侧各有五个大佛龛，每龛内有28个小龛，每个小龛内有三座形态不同的三寸大小的佛像，总计全部佛像在1oo个以上，所以称为“千佛阁”。寺院中轴线上，山门殿、钟鼓二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遗址）、观音殿、三仙殿、九仙殿，殿宇依山而筑，层层高升，甚为壮观。

西北院内正中大殿即“戒坛殿”，它与泉州开元寺戒坛、杭州昭庆寺戒坛并称为全国三大戒坛。戒坛是高3.5米、正方形的三层汉白玉台座。底座边长约11米，每层石台外围均雕有镶着数百戒神。原来石龛外还有24尊身高一米的戒神，环列戒台四周。戒台殿顶中央，有一藻井，几条金雕卧龙盘於井壁，藻井最深处一条龙头向下，象徵蛟龙灌浴。戒台最上层中央是释迦牟尼佛像。像前原置雕花沉香木椅十把，上首三把为授戒律师座;左边三把，右边四把，是受戒证人座。称“三师七证大师座”。戒师开坛必须有皇帝敕命。佛教徒受戒，行仪十分隆重。

戒坛寺在戒坛授“清规戒律”。“清规”是指寺院僧人的行为规则;“戒律”是佛教徒修行实践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佛教史上，先有怀海著《禅门规式》，被称为古清规，那是为禅宗寺院制定的规则，现在流行的《百丈清规》则是后人在《禅门规式》的基础上，重新撰写的。在戒坛受戒，分“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几等。“'五戒”为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是一般佛教徒和在家修行的人所必须遵守的。五戒加上不眠坐高广大床、不涂饰打扮、不视听歌舞、不非时食。此中前八为戒，後一为斋，合称八关斋戒”。这是出家修行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戒律。出家以后，初入佛门的沙弥或沙弥尼须遵十戒，即上述八斋戒合为九条，再加上不蓄金银财物。沙弥或沙弥尼一般至到2o岁，即可转为比丘或比丘尼，须受“具足戒”。具足戒与沙弥或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称。戒条数目说法不一。中国僧尼，隋唐以後都依《四分律》受戒，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在戒坛受持此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

寺内其他建筑物尚多，如南、北宫院、方丈院以及寺东南角高台上的小四合院等，均属王宫贵族及僧众居住用房。北宫院又称“牡丹院”，皇六子恭亲王奕沂曾在此隐居，院分两进，前院有叠石假山，後院广植牡丹，甚为名贵。

戒台寺内碑、幢颇多，计有辽幢二、金碑一、元幢一，其馀明、清以及民国後碑石多通。寺後山上有许多山洞，最著名者有太古洞、观音洞、化阳洞、庞涓洞、孙膑洞。太古、观音洞外有八角形十一层小塔;化阳洞右，直下百米处有一石龟，如浮於波浪之中;庞涓洞极深邃，两壁皆是石乳，并有一眼深井，投以瓦砾，宛转铮铮之声不知所终，傅说此井与浑河相通。各洞都不少奇景可观。

戒台寺於1957年10月28日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选派僧人进驻。本寺现监院为妙有法师，26岁，曾毕业於普陀山佛学院。

7、怀柔红螺寺

7、怀柔红螺寺　北京市怀柔县城北部的红螺山

红螺寺位於北京市怀柔县城北部的红螺山，距县城约10公里。该寺初建於冬晋永和四年(348年），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原名“大明寺”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改名“护国资福寺”。因该寺所在山下有一“珍珠泉”，相传泉水深处有两颗色彩殷红的大螺蛳，每到夕阳西下螺蛳便吐出红色光焰，故山得名“红螺山"，寺俗称“红嫘寺”。

寺院占地百馀亩。主要建筑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禅堂，以及由东西四座配殿和诵经房组成的中院。院内翠竹成林，已逾六百馀年，为北京地区竹林之最，康熙皇帝曾亲临寺内赏竹。院内另有两株历经千年的银杏树，雌雄相伴，果实累累。尤为独特的是院内的紫藤寄松，每逢春末夏初时节，串串藤花沿着形态奇异的干年平顶松攀缘而上，整个寺庙香氧扑鼻，令游人流连忘返。该寺为历代佛教圣地，曾是为其他寺院培养方丈、住持的重地，自唐代以来香火一直极为旺盛，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高僧常不远万里来此朝圣求经。寺周围群山环抱，树木茂密，遮天蔽日，远望犹如一片林海。这里植物繁多，有各类树木七十馀种，植物品种多达七百馀个，是一处天然植物园。寺西的珍珠泉，水深三丈，串串水泡不停地从地下冒出，在阳光照耀下犹如五颜六色的珍珠。据明代刘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红螺山原称“红螺崄”，旧名“幽岚山”，又叫“宝金山”。红螺崄分为上、中、下三崄:循九龙峪，度八达崄，远望两峰并立，时人称其“云会门”，此其为下崄；由此上行一里馀，有龙潭水出石隘中，沿小径山梯攀援而上有“红螺洞”，洞石古色，有人饮其水，霹雳骤至，时人疑此为龙窟，这就是中崄;再上半里，有红螺寺庙宇，寺旁有一巨松，树顶方圆四、五丈，可将寺院一半荫庇其下，当时寺内僧人在裸露的树根周圉垒石相护，有人称其为“松御风”，由此向右有观音洞，曲而容坐，深而朗朗，此处即上崄。当时著名文人袁宏道曾有《初入行红螺崄》诗一首述之：“凿天出古空，意匠窮刻露。赎取长古魂，幻作鬼工赋。霜岩透斑锷，石骨竦清怒。历劫至於今，雕镂不曾住。”

红螺寺创於晋，起於唐，兴於明，盛於清，期间虽历民国、文革诸劫，依然能眠而复息，足证佛教生命力之强韧。今日红螺寺内外古树叁天，泉流萦绕，环境清幽，既合於叁禅拜佛，又宜於疗养避暑，入世出世各得其所。寺内铜钟、碑刻等文物遍布，附近还有清阁老范文正墓和清末皇姑墓等，实为京郊佛教文化风景胜地。

中国佛教净土宗(莲宗)，出了十三位祖师，其中，第十二代彻悟大师和第十三代印光大师，都曾在红螺寺讲经说法，担任了较高的憎职，为佛教的传播做出很大的贡献。至今，尚有他们的遗物藏於寺中。

际醒祖师(1747-1810年）河北丰润人，俗姓马，字彻悟、纳堂;号际醒、又号梦东，是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际醒祖师精通经史，23岁出家，遍习圆觉、法华、愣严、金刚诸经。嘉庆五年，到红螺寺创建净土道场，时称法门第一人。祖师专以净土为悦，恒常讲演，劝人念佛。四方学者云集，声名远扬。朝鲜等东南亚地区的僧人也不远万里，前来求经学道，至使红螺寺声名远播，香火日盛。世入称之为:“海内净土首推红螺焉”，际醒亦被奉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其弟子整理出的《梦东禅师遗集》流传至今。

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际醒祖师面西而坐，手结弥陀印，安然圆寂。供奉七曰，面目如生，慈和丰满，白发变黑，光润巽常。二七入龛，三七茶毗，获舍利百馀粒。弟子尊师遗命请灵骨於普同塔内。

1993年4月，怀柔县文物管理所清理普同堂地下室时，发现了际醒祖师舍利搭。经进一步清理，找到了十三颗舍利和三颗牙齿。从此，红螺珍宝——际醒祖师舍利子重现於世人面前，供人们瞻仰。

印光大师（1861-1940年）俗姓赵，陕西合阳人。法号圣量，别号常惭愧僧。大师“初读程朱书，受其辟佛之影响，病目几丧明，得闻佛经，始悟前非”。後於21岁时，礼道纯和尚出家。勤习功课，攻读发愿文和龙舒净土文，从中悟出念佛乃了生脱死之道，即专修净土，心不离佛。

清光绪十二年至红螺山资福寺(红螺寺)任住持。在此期间，深入研究经藏;妙契佛心，道业精进。故自缘增修了“净土十要”等著述。光绪十九年应邀南去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安居阅葳，深研佛教经典，励心精修，号“常惭傀僧”以自励。并闭关二期六载，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1932年移居苏州报国寺，闭关完成普陀、五台、峨嵋、九华四大名山志的修辑。後到灵岩寺，建立专修净土道场，并创立“弘化社流通法宝”。1937年後，在灵岩寺闭关念佛，拒绝世缘，保待了民族气节。

1940年l0月，大师在灵岩寺圆寂、被奉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著有:《浮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其弟子辑录的《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及《印光法师嘉言录》流传至今。

红螺寺目前尚未归还佛教界，暂由文化文物局管理。

现任管理海峰师傅俗姓马，名德魁，法号海峰。1920年出生於北京市怀柔县怀北镇河防囗。

11岁时到法藏寺出家，法藏寺位於雁楼湖北之思家峪，寺已无存。19岁时，在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40年游方叁学到红螺寺，在禅堂住一年，充壬方丈侍者，时一年有馀。

1941年正月，离开红螺寺到了北京广化寺，一年後，重回法藏寺。1947年土改时，寺庙被封，还俗於河防囗村，务农。务农期间曾任村扫盲教师和业馀剧团导演。1988年怀柔县文化文物局接管红螺寺，此寺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开发旅游事业。鉴於海峰师傅的特殊经历，把他重新请回，作为一名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主要从事公关和导游工作。

海峰师傅对佛学有一定的造诣，且身体健康，反应灵敏，甚为健谈。数十年间，僧俗两界生活的磨砺，使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为深邃的理解和认识，也造就了他豁达的性格，还练就了一手有一定功力的书法，他的法帖已流传海内外。

海峰师傅对红螺寺的历史以及周围的景观，十分了解，同时也非常爱护，为古寺的再度兴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8、阜成门妙应寺

8、阜成门妙应寺　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路北

妙应寺位於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寺内有一座高大、雄伟的藏式喇嘛塔，因塔身通体皆白，所以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为“白塔”，而将搭下的寺庙称为“妙应寺”或“白塔寺”。

白塔寺有塔已史传很久，并曾几经变迁。远在一干多年前的辽代，这一带曾是辽南京城的北郊。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这里就曾建过一座供奉佛舍利的塔，塔身内藏有释迦牟尼佛舍利、戒珠、香泥小塔、离垢净光陀罗尼经。到了元代，这一带成为当时新建的元大都内城。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八年(12l7年)敕令在辽塔的遗址上动工建造“大圣寿万安寺”及造座喇嘛塔，并迎释迦佛舍利藏於塔中。塔於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成，寺於至元二十五年(1283年)年建成。白塔经八年精心修建而竣工後，忽必烈十分满意，命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以箭落处划出界址并修建一座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大寺院，因祝祷皇帝生辰而取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又名“白塔寺”)。元朝是一个统一的，领土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封建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最推崇的是喇嘛(藏传佛教)。13世纪20年代末，成吉思汗的第一代继承者就开始与西藏地方首领接触，60年代及70年代初，随着元朝江山大一统的完成，忽必烈与八思巴一代的结合更趋紧密。在政治上，西藏正式成为隶属元朝的一个行省，并开始确立其“政教合一”的新政体;在宗教上，定喇嘛教为元朝国教，向蒙汉地区传播，封该教首领为“国师”委以统管全国释教及西藏政事的权力;在文化上，特命第一代“国师”八思巴创制元朝官方统一使用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字)。白塔寺这座巨型藏式佛塔的创建，就是上述种种关系在建筑上的集中表现。

佛塔是随着佛教的传人而出现的。在近2000年的沿革和发展中，各个佛塔的建造都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元朝室特别尊崇藏传佛教，因此，元代佛塔较多的采取了藏式喇嘛教形制，这个时期建造的佛塔，一般都简称为喇嘛塔。喇嘛塔与古印度的“窣堵坡”(即印度搭)较接近。为达到弘扬喇嘛教的目的，佛塔常建於坡峰高台、关口要隘、渡囗要津或都市大道上。喇嘛塔塔身祗有单层，所以往往抬高塔基，增高塔刹来增加塔的高度。塔身呈几何状覆钵体，显得雄伟丰硕。塔刹长颈，也不同於汉传佛教塔刹宝瓶状。喇嘛塔所用材料多数为石块且表面涂灰刷浆，通体皆白，人称为白塔。而塔刹圆盘多用铜铸，因此在红日蓝天下，光彩耀目。

大圣寿万安寺香火鼎盛近百年，它是元皇室在京城进行佛事活动的中心。朝廷规定每年各重大节日所举行的大朝仪，“前期三日，在大圣寿万安寺习仪”。当忽必烈於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去世後，皇室为他在白塔西侧修建了神御殿(又称影堂)，里面安放他的遗像画帧，每月派大臣前任祭奠，直至元朝灭亡。元贞1295年)，铁木真皇帝到大圣寿万安寺参加“国忌曰”佛事，饭僧达七万之众。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场特大雷火焚毁了大圣寿万安寺的所有殿堂，唯一幸免的白塔是元大都城兴衰的历史见证。

妙应寺白塔总高51米，砖石结构，白色体躯，塔基是用大城砖垒起，呈T形的高台，高出地面二米，面积为1422平方米。在塔基的中心，筑成多折角方形塔座，面积为810平方米，叠高9米，共三层，下层为护墙，二、三层为须弥座，每层四面各左右对称内收两个折角，因此拥叠出许多角石和立面。须弥座束腰部分，每块立面都被两边角柱及上下枭枋所衬托，整个塔座造型优美，富於层叠变化。座上的塔身是硕大的白垩色的覆钵体，形状如同葫芦;上半部为圆锥形的长脖子，有13节，称“十三天”顶上花纹铜盘的周围悬挂36个小铜钟。风吹铃铛铎，声音清脆悦耳。铜盘上坚八层铜质塔刹，高五米，重四吨，分为刹座、相轮、宝盖和刹顶几个部分。妙应寺白搭和北海白塔遥相对峙，比北海白塔高约l5米，是北京最大的白塔，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座喇嘛塔。《长安客话》一书中记载云:“角垂玉杆，阶布石栏。檐挂华篁，身络珠网。珍铎迎风而韵音，金盘向日而光辉。亭亭岌岌，遥映紫客。”其规制之巧，建筑技术之奇，古所罕见。

白塔形制即源於古印度的窣堵坡式，中统元年(l260年)，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首传西藏，後传入元大都。古代尼泊尔两国久负“良工之萃”盛名，受派遣来元的年轻工艺家阿尼哥既有胆识，又赋有建筑、绘塑才华，深得八思巴赏识，被推荐到忽必烈御座前，倍受重视。他入仕元朝40年，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中国曾建造过三座塔，一座在西藏，一座在山西五台山，一座在北京。妙应寺白塔是阿尼哥所主持的建塔工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它融合了中尼佛塔的建筑风格，不仅具角内涵丰富的佛教意义，能逅应各种活动的要求，而且更以其巍峨、情美的塔式，为元大都建筑增添了光彩和气势。阿尼哥的名字已载入我国史册。1961年，当尼泊尔马享德拉国王首访中国时，两国政府签订协议，修筑西藏通往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公路，为纪念阿尼哥为中尼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这条公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3世纪70年代在北京落成的圣寺万安白塔，与20世纪60年代竣工的喜马拉雅山阿尼哥公路，体现了中尼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大圣寿万安寺元末被焚後，荒无近90年，直到明天顺元年(1457年)，才由宛平县民郭福请修寺院，改名“妙应寺”，并沿称至今。妙应寺由寺院和塔两部分组成。中轴线上由南到北依次排列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三世佛殿、七世佛殿和塔院。山门面阔三间，东西两旁有八字影壁，中间券门上有石刻横匾，上书“敕赐妙应寺禅林”。进门後，两侧分列楼阁式钟鼓楼。其後为天王殿，面阔三间，内塑四大天王像。再往北是三世佛殿，面阔五间，前有月台，内供三世佛，顶饰三座盘龙藻井。三世佛殿往北为七世佛殿，面阔五间，内塑七尊佛像，两旁为十八罗汉，顶饰三盘龙藻井。大殿两旁都有配殿廊庑。寺庙最北为塔院。塔院地势较高，以红墙围成一个单独的院落，院内四隅各建角亭一座，白塔位於中央偏北。院门在南墙正中，门额上题“敕建释迦舍利灵通宝塔院”。迎门有殿，名“具六神通殿”，内供三世佛。殿後檐外有坐南朝北的佛灯龛三小间，内砌作台阶状，以供燃灯，与佛灯龛所对者即为白塔。重修後的白塔也更为壮观，塔身四周又装饰了铁灯笼108个，夜间视之，紫星拱卫。有人写诗赞曰:“梵宇弘开北帝都，碧天突起玉浮圆。夜深石鼎香烟尽，万里风清明月孤。”清代以後约半个世纪，僧人出於生计，将配殿及寺内空地出租，白塔寺逐渐演变成北京城著名的庙会胜地之一，逢年过节，人群熙攘，十分热闹，是过去北京市民非常喜爱的既可集市又可游憩的去处。

从寺院遗留下来的大小碑刻中了解到，历代对白塔寺的修缮时间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明宣德八年(1433年)，万历十五年(l587年)，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民国十四年及二十六年(1925年、1937年）。

乾隆十八年《御制重修白塔碑铭》中有一段记载:“大清乾隆十有八年，岁在癸酉秋七月，重修妙应寺白塔。朕手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胜咒》并《大藏真经》全部七百廿四函，用以为镇。”这批经书镇於何处，成为一未解之谜。1975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白塔也被震损。塔刹歪斜，支撑华盖的相轮上部砌体严重崩塌，塔身肩部严重开裂。1978年g月，北京市古建部门对塔进行加固整修。当打开铜搭顶检查内部时，意外地发现里面贮存者许多经书和箱盒等文物，原来它们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镇塔藏品。造批在塔顶里沉睡了二百多年的佛教文物有：七百二十四函龙藏新版《大藏经》，可装载一卡车;乾隆帝手书经咒各一份;三尊各高20公分的铜质三世佛像;装满了八宝、念珠、各朝各代货币的四个银瓶；一尊黄檀木整雕连龛观音像，像下面有一个圆形小钵，内藏33颗舍利子；一尊精雕细刻的小赤金舍利长寿佛，高五公分，全身镶嵌四十多粒红宝石;一套五方佛冠和补花锦缎袈裟，上缀千馀粒珍珠、珊瑚珠、檀木珠和蓝、红宝石;有白、蓝、黄、绿3色丝织大“哈达”，长5.3米，宽0.76米，上织“八宝”图形和藏文“利乐歌”等等。大小箱子中都按佛、法、僧三宝的规矩顺序安放，格式十分严谨。整套文物质地优良，工艺精湛，其中完整的佛冠和袈裟，还有大幅素织的“哈达”，是目前北京地区仅存独有的。

1961年，国家将这座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北京妙应寺白塔，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几次拨款进行了修缮。1978-1980年大修白塔，同时还修缮了塔院的四个角亭、三世佛殿和塔前的天王殿、七佛宝殿等，使白塔与寺院内的殿堂焕然一新。政府还设立了保护机构，正式对外开放。1998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拆除了“文革”期间乱建的堵在白塔山门处的副食店，使白塔雄姿重新展现在阜内大街北侧。山门及钟鼓楼等均依旧制重建。

9、翠微山法海寺

9、翠微山法海寺　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囗东北约两公里的翠微山麓

全殿九幅壁画共绘人物77个，既有男女老幼，又有神佛鬼怪，且姿态各异，神情不一。有说法和坐禅的，有膜拜的，也有徐徐行进的，还有冉冉飞舞的。所绘人物、禽兽、神怪和草木等，不仅形象真实美好，而且生意盎然，和谐明快，组成了一幅幅或清新明净、或庄严肃穆的佛国仙境画面。所绘帝王气宇轩昂，神态威严。妇女则仪容丰满、美丽、温柔。至於天王、金刚和力士，不仅绘出了勇猛威武的神态，而且还充分表现了皈依释迦如来佛的无限诚心。壁画的人物服饰和装束华丽多彩，千姿百态:妇女梳各种样式发髻，戴各式首师、璎珞、钏镯和花朵;男人穿戴不同式样冠帻、衣衫和盔甲，衣服上绘团凤、龟背、团鹤、宝相花、菊花和凤戏牡丹等图案;童子则梳发辫，活泼天真。通过画工细致入微的绘画技巧，从生理特徵上，使人们易於分出他们的性别年龄;从服式、发式和行动举止及构图关系上，又可鲜明淮确地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地位，充分体现了画工们非凡的艺术才能。

这些精美绝伦壁画的作者，从法海寺附近一块明正统九年(1444年)甲子冬日太监李福善等立的楞严经幢上发现，其上所题的助缘协力善人的题名中，除了瓦匠、石匠、雕花匠、妆艺匠、嵌金匠等各色工匠的名字外，还有捏塑官陆贵、许祥，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要等人的题名。经幢是法海寺修建完工後第二年所立，为工部营缮所副京囗陈敬所书，幢上听列人名无疑都是当时工部营缮所所属来修建法海寺的工匠。由此可知，法海寺这些精湛的艺术杰作，就是这些画士官和画士所绘。

法海寺明代壁画与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相比较，法海寺壁画在规模、力度、气势上不如永乐官壁画，而在人物刻画、图案精微多变，多种用金方法等画工技巧方面，法海寺壁画比永乐宫确实成就较高，在壁画制作工艺上也有新的发展。敦煌壁画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但是，敦煌壁画自6世纪发展至清代，连绵不绝，却唯独缺少有明一代的壁画，北京法海寺壁画能够以其精湛的绘画艺术、高超的制作工艺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补充这一缺憾，弥足珍贵。法海寺壁画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在世界同期壁画中占有突出地位。特别在壁画制作与保存技法上，欧洲15世纪的壁画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和剥裂，而我国法海寺壁画画面基本完好如初。

法海寺位於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囗东北约两公里的翠微山麓，其地山谷幽静，景色宜人，峰峦绵亘，松林葱郁。当走近法海寺时，有一座拱形小石桥，青石券洞上镌刻着“四柏一孔桥”五个字。传说此桥为明代所造。每当夏季来临，清洌泉水汇成小溪，潺潺流经桥底;周围苍松巨柏又给这座古老寺庙增添勃勃生机。尤其是模式囗桥头的古柏，法海寺门前的脱皮巨柏，寺内石墙上长出的奇柏，寺後古藤互生的柏林，寺西的山谷翠柏，寺东的天然长廊柏，无不铁骨铮铮，形成令人振奋的柏画林涛。

法海寺坐北朝南，由南往北顺山势而建，主要建筑分别设置在三级平台上。第一级平台有山门殿，第二级平台有四大天王殿，第三级平台是大雄宝殿，环宝殿东西南三面是迥廊式祖师堂。法海寺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据寺内现存《法海禅寺碑》记载，明英宗朱祁镇的近侍太监李童，忽做一梦，寻遍京西名山来到此处，见这里正与梦景相符，遂倡议向百姓、官员、喇嘛和僧尼募款建寺，於明正硫四年(1439年)闰二月动工修建，到正统八年(1443年)十月才完工，历时达五年之久。当时寺院内建有大雄宝殿、护法金刚殿、钟鼓楼和云堂、厨库、寮房等，规模宏伟，装修绚丽。英宗朱祁镇特赐名为“法海禅寺”并颁《大藏经》一部，使之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一座皇家寺院。

今存山门殿仍保留着明代建筑风格，四壁立障曰板，拱形券门，斜格木棂窗，前後挑檐雄伟宏大，歇山顶覆以黄琉璃瓦。山门殿後是一东西横向长方形院落。正中设数十级台阶，通向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台阶两侧有明正统八年(1443年)礼部尚书胡滢所撰《敕赐法海寺碑记》和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寺记》。大雄宝殿在最後一进院落的北端，其东、西、南三面建有迥廊式祖师堂。院子正中有两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相传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至今枝叶茂盛，阴覆半院。院落东西两侧各立一块明正统四年(l439年)所建汉白玉石经幢。殿前台基档侧悬吊着龙纽大铜钟，高达二米左右，铸造精湛，为大明正统上年铸造。钟身上部铸有经文咒题，下部铸《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该钟可与世界四大钟王之一的觉生寺铜钟媲美。与铜钟相对的西侧立有一块形制较小的无字碑。另外，在这个院落的东北隅遗有一块残破的明正德十年(1515年）《重修法海寺禅记》青石碑，是研究寺史变迁的实物资料。该寺西北有“西庙”，庙内以龙泉闻名，曾为法海寺之水源。寺东不足一里的石质山坡上，有一百多万年前形成的大片冰川擦痕，对研究我国冰川学以及地质分期、古生物分布和猿人生活环境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法海寺主要闻名於寺内的壁画，经过五百多年漫长岁月，法海寺大雄宝殿的六面墙上，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九幅极其精美的明代壁画。壁画分布在大雄宝殿北墙门的两侧、中佛像座龛背後和十八罗汉身後两面山墙上，壁面积达236.7平方米。1993年初，在北京法海寺壁画历史艺术价值论证成果研究讨论会上，经专家论证，法海寺壁画是中国现存元、明、清以来由宫廷画师所作为数极少的精美壁画之一，也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保存的古代壁画中的杰出代表，与敦隍、永乐宫壁画相比各有千秋，并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专家们一致认为，在我国现存明代壁画中，从壁画艺术、规模、完整程度和壁画制作工艺、绘画技巧、人物造型及用金方法等多方面综合论证，法海寺壁画堪称我国明代壁画之最。

佛龛背後绘的是观音、文殊和普贤三尊菩萨以及他们的脊属和坐骑。其中以中间的水月观音画得最为传神和出色。她宽肩袒胸、肩披轻纱，薄似蝉翼，胸饰璎珞，表情温和安祥，屈左膝盘左而坐，形态庄重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净、和蔼祥瑞、出世超凡之感。

十八罗汉身後两幅壁画，以如来佛和飞天为主，衬以牡丹、月季、芭蕉和菩提等，加以祥云缭绕，显得庄重肃穆。

最为珍贵的壁画要算北墙门两侧所绘《礼佛护法图》。该图由帝后、天龙八部和众鬼神组成浩浩荡荡的礼佛护法行列。两幅画共有人物35人，三五成组互相呼应，人物服饰华丽，仪表庄重温雅，色泽艳丽而浓厚。左面一幅画分三部分: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四个肤肌丰润表情庄重的天女。一个侍女手托花钵走在最前面，接看是女后双手合十缓缓前行，另外两个侍女捧盘跟随在後，後面簇拥着一群撑幡的嫔从。在她们身後担任护卫的是立目瞪目、体态魁伟的广目和多闻天王。此画的中央部分所绘是如意观音，她的脚下有狮子、狐猩和豹。观音前面走着三个女侍，一个手托菩提树，两个撑飘拂宝幡。画的後面部分绘金刚、力士、小鬼和帝王。金刚手执斧钺，力士拿杵，小鬼扛艮锯，长发鬼手撑风幡，他们都伴随戴冕旒的长发帝王正在行进。右面一幅画也分为三部分：前部绘帝王和女像。画面以一个手捧插珊瑚铜壶的俊美少女为先导，随後是头戴冕旒、神态肃穆的帝王，帝王身後分别撑幡和捧盘的伴随仕女，护卫他们的是怀抱琵琶和手执宝剑的增长天王和持国天王。中部所绘是八双手臂拿着不同法器的观音，伴随他的是手持香炉的比丘和举幡女郎，随後是天帝和天后。天后裙带艳丽多彩，神态丰满多姿。壁画的後部绘的是不空羂索观音和韦驮以及帝后，结尾是一个长发夜叉和捧着珊瑚瓶的鱼精。这些佛画都严格遵照佛教的仪轨，没有儒道掺杂的痕迹。除此，大雄宝殿顶部三个藻井天盖上所绘“曼陀罗”和天花板上所绘的以梵文代表的“毗卢遮那佛”和菩提像，也都极为精美。彩画以翠绿靛蓝色和描金制作，显得异常华丽严谨，形式朴素大方。

10、石经山云居寺

10、石经山云居寺　北京市房山县西南山区

开山琬公塔与碑

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县西南山区山峦起伏的一块小盆地里，距北京约75公里，背后以朱山为依托，对面以石经山为屏障，坐落在逐鹿山中。云居寺以佛舍利和石经而闻名于世，是京郊具有金石、书法、美术、民族史、佛教史等重大文化意义的古迹，在北京以至全国诸多古寺名刹和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1992年该寺被评为“北京十大人文旅游累点”之一。房山县西北部山岳地带，自隋唐以来就是佛教胜地，如上方山兜率寺、六聘山天关寺、云蒙山龙泉寺以及九洞十二峰和以兜率寺为中心的七十二庵等很多佛教遗迹文物，而石径山云居寺则是其中最有名的，向有“北京敦煌”之誉。

云居寺创建於隋唐时代，历代屡有重修扩建，成为华北地区著名寺院之一。寺院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毁於日军炮火，现仅存遗址。寺东北1.5公里处石径山上有藏径洞九座，洞内保存了自隋至明代刻制的石经板，连同寺院南端藏经穴中辽、金经板共143l2块，镌字数千万。除去重复刻造者外，计刻经112O馀部，刻工精湛，为中国佛教文化珍品之一。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全、保存最好的石刻大藏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刻制云居石径的规模，远超过北齐的音堂山摩崖石经和泰山经石峪刻经。

云居寺名称最早见於唐总章二年(669年)年石刻上，隋唐时代已具相当规模。在唐代分上寺及下寺,上寺在石经山上，寺址已无考，下寺即今遗址。辽、金时代云居寺因刻造石经知名，故有“石经寺”之称。明代因在石经山东麓建东峪寺，而云居寺居山之西，故亦称“西峪寺”,清初又改称“西域云居禅林”，仍然保留着云居之名。云居寺历代屡有修葺，最後的修缮年代是清康熙三十七年(l698年）。被毁前的寺院规模宏大，寺院中路有院落五层，殿宇六进。寺依山而建，每层院落逐步升高，各层正殿之旁又有配殿，中路北侧有僧寮客舍，南北二塔分居左右，山门前引泉水流过，清泉垂柳，山雾缭绕，自然环境颇为幽美，确实是一处修行佳处。“七七事变”后寺院被日军炮火毁为一片废墟，南塔也於此时被毁。在云居寺遗址范圉内，北部及四隅的十座小石塔是劫後仅存遗物。所幸摄有云居寺被毁前照片，中日邦交恢复後，日方将当时照片送归。佛教自公元2年伊存授经东传中国后，译着经卷便是众多僧人信徒“经久不息"的一项事业。但是纸张、绢绸、木板经卷，不仅易受风、火、水、虫的破坏，也易受人为的损毁，历史上两次“法难"期间，大量的手写佛经化为灰烬，战争兵火也给佛教寺院、佛像经籍带来毁灭性灾难。造样就促使僧徒想方设法让佛法传承久远。鉴於山东泰山、河北鼓山等处的摩崖刻经得以保存，幽州僧人静琬认为经刻石上，可以地久天长，於是继承其师慧思遗志，选择了盛产汉白玉、艾叶青石，又远离幽州城的房山，开始了刻经於石、秘藏於室的艰巨工捏。静琬先是创建了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他发愿造十二部石经。这一行动得到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支待。从隋大叶中到唐初，静琬30年刻经不辍，每刻完一批石经就凿洞封存起来。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入寂,他的第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四代相续主持刻经，并得到金信公主奏赐经本四千多部作为底本，先後刻经百馀部，分藏於各藏经洞中。自隋至明，共开凿藏经洞九个,藏石经版4559块;辽金时又在寺南侧挖穴，埋藏经版1O611块。辽天庆七年(1117年)在穴旁筑塔，即“云居寺南塔”也称“压经塔”。

静琬最初所刻石经146块，一部分镶嵌于第五洞的四壁上。第五洞名“雷音洞”是九洞之中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一座开放式藏经洞，洞前有门可以进出，长宽各约十米，中有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撑洞顶，石柱各面均雕有小佛像共1O54尊，故称“千佛柱"。其馀各洞都是封闭式，里面叠藏石经板，洞门封锢，人不能出人。

房山石经是我国的石经宝库，也是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它对於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历史、艺术以及佛教历史和典籍都有重大价值和意义。辽金年代所刻石经，原以《契丹藏》为底本，但《契丹藏》早已失传。近年来从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了《契用藏》残卷，与房山石经对照，完全相同。房山石经完好地保存了《契丹藏》佛经，这在世界佛经史上是件大事。房山石经是原刻石板，没有写经传抄所易产生的那种讹误、版本校勘价值极高。同时，它保存了50种以上的各版大藏经所没有的经籍。镂刻技术精淇，书法秀丽，不仅是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也是中国书法雕刻艺术的精品。所以问世后，即名闻遐迩。在书法艺术方面，隋代刻经已是高手所书，唐代刻经更具有隋唐书法的优美风格。从石经中也可以看到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和文字演变（如：俗写字，异体字，简化字，武周时期新造字等）情况。石经中有许多经文后面附刻有题记，这些题记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宝贵资料。从1956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部门一起，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和整理工作，目前已将部分石经进行编号，上架展览。

198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学家罗焰在洞内研修之际，於原地面拜石下五厘米处，发现一方石，下有一洞穴，内存石函、银函、玉函等，均以函函相套的方式加以密封。一号白玉石函，函盖上刻有172个字，函内还刻有83字铭文。这些文字记述了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间，在石经山首次发现隋代所藏佛舍利情况。二号青石函，较上函略小;函盖上刻有“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十已朔八日甲子於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原住持永劫”36字铭文。说明佛舍利在这里已珍藏l300年之久。三号汉白玉石函，有楔状抽斗盖，上有“佛舍利”以及上下款共26字。四号镀金银函，四周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刻线图案，盖上有花卉图案，内有木质彩绘香珠一颗、珍珠11颗。五号白玉函十分精巧，长宽各12厘米，高17厘米，里面放有两粒赤色小米粒大小的佛舍利，旁边还伴有两颗珍珠。

关於这些佛舍利的来历，据记载:隋文帝曾从一印度僧人处得到佛舍利，并於仁寿元年(601年)、仁寿二年(602年)、仁寿四年(604年)三次向全国各州颁发佛舍利，地处幽州的弘业寺和智泉寺皆有幸得到。而这两寺都距云居寺不很远。同时，云居寺创始人静碗法师原本是智泉寺僧人，是佛教天台宗慧思弟子，所似很可能当时皇帝也赐给了云居寺佛舍利。《憨山大师梦游集》和《帝京景物略》中曾记载明万历二十年在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了三粒佛舍利。当时万历皇帝的母亲笃信佛教，於是迎入宫中供养三曰後又安放在雷音洞内，但是记载中的三粒佛舍利，现存只有两粒，据专家推断，其中一粒可能在明代万历皇帝母亲迎人宫内供养时不慎遗失或是被私自留下。目前这两粒佛舍利及相关文物被中国佛教协会保管，一俟云居寺修复後，将送回云居寺内安置，供各界人士瞻礼。

云居寺周围现存唐辽石塔及辽代砖塔共六座，互相拱卫，从而形成云居寺特殊的佛教人文景观。其中唐代(618-907年)所建方形石塔，以著名的房山石窟汉白玉为原料，精雕而成。塔分单层和密檐式两种，平面呈方形，正面辟尖拱形门，内两侧刻披甲胄金刚武士，生动逼真。其中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建的石塔内两壁所刻浑目高鼻供养人形象，反映出盛唐时期民族团结的繁荣景象。这批石塔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古塔，成为研究唐代幽州地区文化史和佛教史的珍贵实物资料。1949年後，人民政府对云居寺所藏石经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到现在还完好保存的石经就有14,278块，分别藏在对面石经山上的9个洞内和云居寺文物保管所里。1961年3月，国务院将云居寺遗址、两座辽塔、八座唐塔、藏经洞和石经，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并为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先後对辽代北塔进行了加固维修，安装了避雷设施，为保护石经板盖了石经库，以使这些上千年的古代珍贵文物代代相传。北京市人民政府於1935年4月1曰决定修复云居寺。第一期工程，天王殿、毗卢殿已竣工开放。原云居寺千年遗物——汉白玉镌刻的圆形山门雄姿也已复原。为更好地保护石经，避免风化剥蚀，现已决定於1999年9月9曰9目9时9分9秒，将全部石经全部重新秘封於地下。石经藏而天下安，这项举措必成这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