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兵变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吗？

曹锟等人听后，大为恼火，便说：“这事也不难办，只有我们让弟兄们趁夜把专使团的住处围一围，放两枪，把他们吓跑就是。”袁克定听后大为满意，说：“只要你们一闹就好办，到时就算专使团不跑，东交民巷的外交团也会出来抗议，当时家父就走不成了。”

还有人说，在兵变的第二天早上，正当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情况的时候，曹锟突然推门而入，向袁世凯报告说：“昨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妥！”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起身大骂道：“胡说八道，滚出去！”

在北京兵变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果然迅速作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在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的同时，还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不仅如此，公使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他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

在简单告知了兵变的情况后，南方专使团便被袁世凯请回了六国饭店。在随后的两天里，袁世凯也不再同他们会面，却不时的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给蔡元培等人阅看，其用意不说自明。专使团看到各地电报报来的尽是些坏消息，而北京当地的报纸舆论都纷纷要求袁世凯留在北京以安定民心，免得局势进一步恶化而导致外国势力进行干涉；有的报纸甚至干脆指责是专使团的到来使得人心不稳，导致了兵变的发生云云。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称：“北京及天津等地兵变后，无政府状态为害甚大，外人也似有干涉之像，经过专使团成员几次会议讨论，全体成员一致认为，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次来京之目的，以保全垂危的之大局。”

所谓“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道；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像袁世凯一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在当时的情势压迫下，南京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当晚的兵变中，袁世凯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亲信们毫无动作，譬如陆建章的执法处并没有对兵变进行干预，而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在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参与了抢劫活动。

更蹊跷的是，这次兵变虽说抢劫的规模很大，却基本不杀人伤人，似乎是专门冲着有钱的地方而去，特别城中的银号，更是一网打尽，遭灾最重，就连官府的存银处也遭到抢劫。据后来的统计，乱兵们在当晚的骚乱中至少抢走300万以上的银两。

当时任京畿五路备补军管带的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认为这次北京兵变的主谋是袁世凯显然是高估了他的实力，事实上，袁世凯在回乡数年后，已经失去了控制第三镇的能力，何况第三镇的军纪本就极坏。从这些乱兵的抢劫行为来看，这次兵变可能的确是因为裁减士兵军饷的传言有关。至于这个传言是怎么发出来并由谁调唆的，这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