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的魅力和特色

北京话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诙谐。北京人喜欢说逗乐的话。即使不可乐的事儿，也能说得你忍俊不禁。

二是客气。客气是北京话的神韵之一。老舍《茶馆》里地道的“老北京”王利发说:“谁叫我爸死得早呢，我不干也不行啊！好在呀，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那辈儿的老朋友，有个周到不周到的都肯包涵，闭闭眼儿也就都过去了。反正啊，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就是一切呀，都按着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多请安，多说好话儿，讨个人儿人儿喜欢呢就不至于出大岔子。爷，您这儿坐坐，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喝！”这一席京味酽酽的话语，不仅处处浸透着客气，而且流露出北京话客气的心理底蕴。

北京话里的“您”非常有特色，京城人的客气劲儿，在一个“您”字上尽显无遗。一大早儿，街坊见面问候:“早啊，您。”“挺忙的，您哪！”傍晚照面儿招呼:“您回来得可够晚的呀！”“吃了吗，您？”这么说吧，不说“您”就不算北京话。

三是有时比较啰唆。侯宝林相声《戏剧与方言》里把两个邻居在夜里上厕所时问答的啰嗦劲儿描绘得淋漓尽致。这啰唆劲儿沿袭至今。同一小区的俩人，晨练碰上了。点头寒暄后，一路聊得火热。临别还叮嘱“有空家里坐啊”。外人还以为是故友重逢呢，其实俩人都纳闷:“这人是谁啊？”

跟各地方言比较起来，北京话在语音上具有清亮、高扬、舒缓、柔和的特征，所以林语堂赞美北京话具有“平静自然舒服悦耳的腔调儿”。

说“清亮”，是因为没有江浙话那么多浊声母；说“高扬”，是指声调不像西北方言那样低沉；说“舒缓”，是说没有闽语、粤语字尾戛然而止的“促调”；说“柔和”是缘于轻声、儿化特别多。

北京话的轻声词很普遍，几乎张口就有，北京人说“来了多少人？”，“少”字必读轻声，否则就不像北京话。

儿化词最能体现京腔柔和的风味。说小的东西，得儿化。侯宝林相声绘声绘色地论证:“比如说"冰棍儿"，一听就不大，如果说"冰棍"就不好听，好家伙！那冰棍大得是不是要俩人扛着吃啊？”反过来说，北京话里，提到大的事物绝不儿化。一位售票员跟游客说:“那叫天安门，可不是天安门儿。这是首都的象征，说天安门儿，听着跟谁家大门口似的。”

儿化还蕴蓄着“喜欢”的情愫。北京话这么说:“这孩子多可爱呀，苹果脸儿；那孩子，咳，冬瓜脸！”“脸儿”跟“脸”语音迥异，情感分野清晰。

近几十年来，北京话悄然生变。不仅轻声、儿化呈衰颓趋势，土词也在不知不觉中日渐销蚀。我小的时候，小伙伴儿常说:“走，咱们逮季鸟儿(蝉)去！”“你可真够葛(怪僻)的！”如今几乎听不到了。

现今的北京语音，至少在元代就已形成。元代周德清编写的《中原音韵》(1324年)已与今天北京音系相合。明代中叶出现的“官话”一词，即指北京话。清代的雍正皇帝，在雍正八年(1730年)，颁布“上谕”，下令在福建、广东推行官话，要求两省办“正音书院”来推行官话。

清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会议决定将“官话”改名为“国语”。1912年，“临时教育会议”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并决定在全国推广。1955年10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用“普通话”代替“国语”。并明确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其实，普通话就是不包括京畿土音、土词的北京话。1956年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主任是赫赫有名的陈毅元帅。如果从清代雍正年间算起来，通过政府的力量推广北京话，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制定了“两文三语”的语文政策。“两文”指书面的中文、英文，“三语”指口头的普通话、粤语、英语。北京话自此在香港推行。台湾仍沿用“国语”的名称。抗战胜利后，大陆学者去台湾开展国语运动，不到10年，就普及了国语，也就是北京话。台湾同胞都会说北京话，虽然带着浓厚的南方味儿。

现在，国外学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多，截至2007年6月1日，全世界已建立了156个学普通话也就是北京话的“孔子学院”。北京话正在被五大洲越来越多的朋友所掌握。

在新时代，生活在首都这个国际大都会的“老北京”，跟外地人、外国人说话，最好留意两件事儿:

第一，别说土话，让客人听明白。例如请人家吃咱们北京炸酱面，若说:“别渗着了，快撮吧，这面筋道儿，待会儿糟唧了就没嚼头了，把面码儿多往碗里　拉点儿。”人家肯定一头雾水，傻那儿了。

第二，在任何场合，都要注意说文明礼貌的北京话，摈弃粗俗之语，彰显语言文明。

这样，八方来客方能深深感受北京话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