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寺庙大全[33座]
1、广济寺1、广济寺 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西市路口
又称“弘慈广济寺”，位於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西市路口，是佛教著名古刹之一，中国佛教协会设於此。1983年，广济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广济寺初名“西刘村寺”，创建於宋朝末年。据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大学士万安所撰《弘慈广济寺碑铭》记载：都城内，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废址，相传为西刘村寺。另清初于宾硕所作《喜云慧大师传》中称:“按宋末有两刘家村，在西者为西刘家村。村人刘望云，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得炼气法。一曰，有僧号且住者过之，望云出迎，求其说法。因为之建寺，曰西刘村寺。”若依此记载，广济寺自刘望云始建，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元朝(1271-1368年）时，西刘村寺改称“报恩洪济寺”，元朝末年毁於战火。到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村民耕地，发掘出陶制佛像、供器、石龟及石柱顶等物，才知是古刹遗址。天顺(1457- 1464年)初年，山西僧人曾慧、圆洪等法师云游至此，在这里募集资金，於废址上重建寺庙。在当时掌管皇帝冠服的尚衣监廖屏资助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营造了一座庄严佛刹。廖屏还将此事奏闻宪宗皇帝，请赐寺名，宪宗於成化二年(1466年）下诏命名为“弘慈霞济寺”。此後，广济寺僧人不断进行修建，到成化二十年(1484年)才算全部完工，《广济寺志》称:“点染丹艧，焕然一新”；“幡幢供器，寺所宜有者，无不毕具”。“京师宝坊，斯为第一”。
清朝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世祖曾游历广济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敕修，增建御制碑文匾额和御临米芾的《观音赞》，还增塑了释迦牟尼流金佛像。清朝政府对广济寺十分关注，多次修缮扩建，但基本保持着明朝重修的布局。清朝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寺中旧有古树一棵，树旁立石碑，上刻乾隆帝御制的《铁树歌》。1924年正门匾额改为“敕赐弘慈广济寺”。1934年1月8曰，大殿突然起火，延烧殿宇数十间，古玩字画，瓷铜玉器等物，损失无数，所藏《法华经》一百多部，均付之一炬，铁树亦被祸及。1935年，住持现明法师在吴佩孚等人资助下，按明朝格局进行重修，建筑规模比以前更加壮观。1949年後，1952年由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维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会址设在广济寺。
中国佛教协会是我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1953年由陈铭枢、叶恭绰、圆瑛、能海、虚云、吕澂、赵仆初、周叔迦等20位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它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中国佛教协会的任务为:团结和倡导广大佛教徒参加各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维护教徒信仰自由权利，推动教徒学习宗教政策和其它有关政策法令，爱国守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出版佛教刊物，协助政府保护佛教文物古迹；发展与各国佛教徒的友好联系，增进中外佛友文化交流。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法音》杂志编辑部也设在广济寺。《法音》杂志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机关刊物，杂志为月刊。创办於1953年，1966年被迫停刊，1978年复刊。现任主编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该刊物除了对中国佛教界的动态随时进行介绍、报道外，还登载一些佛学知识、修行心得、学术论文等，内容丰富多彩。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於1987年4月23日成立。该所的主要目标是:总结和继承我国佛教文化的精华，重振我国佛教研究的国际地位。对佛教教理、教史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文化遗产进行如实的研究。注意延揽研究佛教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培养年轻的佛学研究人才。同国内外佛教界、佛教学术文化团体进行学术交流。现任所长为吴立民先生，同时还聘请了多名佛学专家学者为高级研究员。
1972年和1976年，广济寺进行了两次维修。今天的广济寺，在佛像的安奉和经典文物的收藏，法器的陈设和寺院的布置与管理等方面，都远胜前代。广济寺占地35亩，坐北朝南，在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弼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和多宝殿。东西两则除钟楼和鼓楼外，还有整齐的配殿。寺庙的西北隅是戒坛殿和汉白玉砌成的戒坛，至今保存完好，这是广济寺保存的最古建筑物，今称“三学堂”。整个寺院布局严谨，整齐对称，寺中有院，错落有序，曲径通幽，庄严寂静.
大雄宝殿有一尊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铸造的铜宝鼎，高约两米，鼎身铸有佛教八供(轮、螺、伞、盖、花、瓶、鱼、结）等花纹，造型古朴大方，工艺精湛是珍贵的艺术珍品。殿後壁悬挂一幅《胜果妙因图》，是清乾隆九年（1744年)著名画师传雯用手指所画，高五米，宽十米。画面上释迦牟尼端坐在莲花座上，慈容可掬地向信徒讲经说法，周围一百多位弟子洗耳恭听。有趣的是，听众中还有我国的历史人物关羽、关平、周仓及布袋和尚等。广济寺内最具佛教特点的文物是“三世佛”像和“三身佛”像。“三世佛”在大雄宝殿，从东至西为过去世的迦叶佛、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世的弥勒佛。“三身佛”是释迦牟尼的三种身像，即法身、报身、应身。供奉在多宝殿内。多宝殿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殿正中供奉三尊明代铸造的铜佛像，两旁高大明亮的玻璃柜中陈列着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尼、越南、美国、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佛教界来访人士赠送的珍贵礼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广济寺珍藏的佛教经典十分浩繁，仅图书室就有23种文字、17万多部佛教经典，仅收藏的《大藏经》就有12种版本。寺内还有l721年－1753年甘肃临潭县卓尼寺雕版印刷的一部藏文《大藏经》，共231包是佛教典藏中的珍贵文本。尤其是宋、明血写佛经更为珍贯。
中国佛教协会现任会长是赵朴初先生(1907- )，安微太湖人。幼承家学，勤於文史。大学时接触佛学，遂深入研习佛教各宗教理，成为当代著名的中国佛教学者、居士。赵仆初先生一生致力於爱国爱教活动，1936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护国和平会”。抗曰战争爆发後，参加“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收容、救济战区难民，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抗战。1939年参加“宪政促进运动”。1945年，他与马叙伦、许广平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运动”，争取民主，反对内战。1949年赵朴初先生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83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1952年，赵朴初先生发起并踌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後，历任该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职。1982年日本佛教传道协会特授予传道功劳奖，日本佛教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5年日本庭野和平财团授予“别平奖”。
广济寺现任方丈是明阳法师，84岁原籍福州人，1921年出家，师从圆瑛大师。现同时出任天童寺、西蝉寺、龙华寺、圆明讲堂等许多寺院之方丈。兼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本寺现任兼任是演觉法师，42岁，原籍甘肃人，1982年出家，师从常慧法师，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2、后海广化寺
2、后海广化寺 北京市西城区後海鸦儿胡同广化寺位於北京市西城区後海鸦儿胡同，是北京著名的佛教石方丛林，也是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它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後海的北岸，东邻银锭桥，西邻宋厌龄敌居。全寺占地面积二十余亩，13858平方米，拥有殿宇329间，共分中院、东院和西院三大院落。整座寺庙建筑布局严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中院是全寺的主体建筑。正中依次分布着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主要殿堂，两侧对称排列着钟楼、鼓楼、伽蓝殿、祖师殿、首座寮与维那寮。这些殿堂组成了广化寺的正院。东院由戒坛、斋堂、学戒堂、引礼寮等殿堂组成四合院。西院的主体建筑有大悲坛、祖堂、法堂、方丈院、退居寮等.三个院落之间迥廊环绕，僧房毗连，形成一座大四合院中有众多小四合院，即“院中有院”的建筑特色。整座寺庙古柏苍翠，花草溢香，曲径通幽。
广化寺大约建於元朝，据《日下旧闻考》援引《柳津日记》载:“广化寺在日中坊鸡头池上。元时有僧居之，日诵佛号，每诵一声，以米一粒记数，凡二十年，积至四十八石，因以建”。但具体年代不详。另据明《敕赐广化寺记》碑载:元天顺元年(1328年)，灵济大舟“到庆宁寺住，至顺四年(1332年)在此寺住，发颢禁足二十年不出门，一心念佛......十年後成此大刹。”据此，广化寺的创始年代大约在1342年前后，距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明清时期，广化寺“殿堂廊庑，规模宏大”，为京都有影响的佛刹。20世纪60年代，从大雄宝殿墀下发掘了两通断残石碑，一通是明弘治十年（1497年）立的《敕赐广化寺记》碑，仅存上面几句引文依稀可见，为研究广化寺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另一通是《正宗记》碑，明成化二年(1466年）立，刻有“广化寺开山第一代住持灵济号大舟”至第五代住持圆环及其弟子一百多人的道号法名。另一面记有明成化四年(1468年)“侣部为乞恩事，於内府抄出内官太监苏诚题，有宛平县日中坊原有古刹墓址一处，囗将自己财物并募缘修善佛殿□□已完，见有僧入灵济，领众居住，缘无寺额，”奏请“圣恩怜悯，乞赐寺额”。可见，明朝初年寺废，天顺至成化年间予以重修。由於得到内府太监苏诚的资助，重修后的广化寺规模宏大。另据寺内现存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的《弥陀会记》碑记载：此时的广化寺成为净土宗道场，住持圆环率众举行了盛大的弥陀法会，盛况空前。清道光年间(1821-1550年）《请书碑》中记载:广化寺“殿堂廊庑，规模宏大”，当时住持广殊法师敦请自如和尚任方丈。从此，广化寺成马“十方寺”。自如方丈圆寂後，印法法师继任方丈。自道光六年(1826年）始，历二十年，募资重修了殿堂僧舍。正如《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後海北岸之广化寺，古刹中之新者。闻光绪初年残败殊甚，后募化於恭邸，为之重修正院殿宇。”
清末民初，广化寺一度成为“京师图书馆"。1908年，张之洞将个人藏书存放寺中，奏请成立京师图书馆。次年获准，清政府派缪荃孙主持建馆事务。中华民国成立後，教育总长蔡元培派江翰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次年开馆接待读者。不久迁馆它处，广化寺又恢复为佛教寺庙。1927年玉山法师任广化寺住持。玉山法师注重修持，率领僧众遵守佛制寺规，实行禅净双重。寺内有“三不”制度，一不攀龙附凤；二不外出应酬佛事；三不私自募捐化缘。使广化寺闻名四海，有常住僧人五十多人。
1938年，在当时寓居广化寺的溥心畲居士捐助下，玉山方丈主持重修了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万佛阁（也称后殿)以及东西配殿、配楼。为广集资金，当时还邀请了知名书画家题字作画，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开义卖，得款捐助广化寺，使修复工程圆满成功。l939年，广化寺创创了“广化佛学院”，招收学僧数十人，聘请著名佛学家周叔迦、魏善忱、修明、海岑、溥儒等佛教学者任教，培养僧伽人才。后又创办了广化小学，免费招生，为贫苦困难的学生提供书籍和学习用具，直到1952年由北L京市教育局接办。
1952年9月，虚云大师率其弟子七人自武汉来京驻锡广化寺，当时在京的佛教界人士李济深、叶恭绰、陈铭枢、巨赞及佛教徒纷纷前来参礼这位佛学大师、禅宗高憎，平静的广化寺一时称盛。“文化大革命”前，广化寺仍作为佛教活动扬所开放，基本保持了古刹旧观。“文化大革命”中，广化寺佛像遭到破坏，宗教活动也被迫停止，但《大藏经》及佛教文物都被封存，没有受到损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广化寺也获得了新生，成为北京市佛教活动的重要场院所之一。1983年，广化寺被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也成为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近年来，北京市佛教协会筹措资金对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四进殿堂以及东西配殿、配楼，进行全面维修，油漆彩绘一新，奉安佛像，从市文物部门请来一尊毗卢遮那大铜佛像供奉在大雄宝殿，天王殿中的四大天王、二金刚也重新塑造，逐步恢复了清静庄严的面貌。1986年北京市佛教协会成立了文物组，对广化寺的经书、字画、碑拓、法物、瓷器进行整理、鉴别，使珍藏多年的文物重放异彩。经过挖掘、整理和鉴定，广化寺共收藏国家各级文物1716件，其中图书1087部，字画282件，碑拓298件，其它物品49件，不少是文物珍品，有很高的价值。有明永乐年间翰林院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清雍正皇帝抄写的《金刚经》，还有不少明清名人字画，《大藏经》共4部2761函，也十分珍贵。
1989年10月12-18日，广化寺举行建国以来最为隆重的法会——“启建礼忏讲经会”。山门外，“佛日高悬光明世界，**大转普利人天”的对联十分醒目，大殿前的横幅书写者:“观音道扬，和平法会”。北京佛教界人士聚集一堂，祈祷人民安乐，世界和平。法会结束时，还施放瑜瑚焰囗，演奏了佛教音乐。
广化寺现任监院及代方丈为藏通(怡学)法师，40岁，原籍山西晋城人。1983年3月在山西五台山碧山寺师徒成广法师出家。现兼任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市青联委员。
3、宣武法源寺
3、宣武法源寺 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法源寺位於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东侧，它不仅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也是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是培养青年僧伽和研究佛教交化的重要场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法源寺自其初创至今，已有一干三百多年历史。据《元一统誌》记载，法源寺始建於唐朝，初名“悯忠寺”。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徵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此立寺纪念，但未能如愿。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完成工程，赐名“悯忠寺”。安史之乱时，一度改称“顺天寺”，平乱后恢复“悯忠寺”名称。唐末景福年间(892－893年），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重加修整，并赠建“悯忠阁”。阁甚雄伟，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之赞语。辽清宁三年(1057年)，幽州大地震时，悯忠寺被毁。辽咸雍六年（1070年）奉诏修复后又改称“大悯忠寺”，从而形成今天的规模和格局。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寺僧相瑢法师募资进行了修葺，易名为“崇福寺”。
满清立国后，朝廷崇戒律，在此设戒坛。雍正十二年(1734年)，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戒法事，并正式更改为今名“法源寺”。
律宗是佛教发展到唐代，国家统一，佛教内部也需要实行统一的戒律以加强自己组织的情况下，由道宣创立的一个宗派。道宣创立的律宗学说，主要是“心识戒体论”。所谓“戒体”，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授受的作法，在心理上构成一种防非止恶习的功能。律宗把戒分为止持、作持两门：“止持”是“诸恶莫作，规定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戒；“作持”是“众善奉行”，包括受戒、说戒和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原来出贞於僧侣，鉴於农民利用宗教起义的历史事实，对佛教进行整顿，扶正祛邪，又保障了佛教在安定环境中的正常发展。清朝是继承明代佛教政策的，它之所以在法源寺设戒坛，定其为律宗寺庙，意在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律宗教义，对人民进行“治心”。《御制法源寺碑文》称:“人以为戒在是即法在是，未知其法之源也；即谓摄心明戒，亦祗知心之说，而源仍未及知也。”“源不可不达矣，(必须)识心达本源”，并且联系社会现实解说“达源”乃“巨而忠国孝亲，制行立事；细而饮食起居，日用常行”，还说“本皇祖劝善至意，书‘存诚’之颜，揭示万古达源之要”，从而点明了崇尚律宗的要旨。因此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法源寺应诏再次整修，竣工后乾隆皇帝亲自来到法源寺，御书“法海真源”匾额赐寺，此匾至今仍悬挂在大雄宝殿上。乾隆皇帝还在寺内写下了“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的诗句。在这里，“法海真源”的意义表露的很明白，即:千条万条戒律、刑律，都是“流”，内心存诚才是“源”。从宗教本身的意义来讲，法是梵文Dharma的意译，通指包括佛教教义在内的一切事物。弘扬佛教，追本溯源的话，就首先要抓住律学，从而突出了法源寺作为佛教律宗寺庙的重要地位。
法源寺在历史上久负盛名，是一座北京城内历史最悠久的名刹。宋钦宗赵桓被金兵俘虏北上，就曾囚居在这里。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宋遗臣榭枋得抗元失败，遁隐建宁(今福建省建瓯县）唐石山中，后被元军所俘，押至大都(北京)，拒不降元，也在此寺绝食身亡。
法源寺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采用中轴对称格局，由南至北依次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悯忠台、净业堂、无量殿、大悲坛、藏经阁、大遍觉堂、东西廊庑等，共七进六院，布局严谨，宽阔庞大，是北京城内保存下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庙建筑群。
天王殿内正中供奉着明代制作的弥勒菩萨化身布袋和尚铜像，高1.l2米，袒胸露怀，欢天喜地。弥勒佛背後是勇猛威严的护法神韦驮坐像，明代铜铸高170米。俩侧是明代铜铸四大天王像，十分珍贵，皆高1.20米。大雄宝殿正中供奉“华严三圣”，既毗卢遮那佛、文殊和普贤菩萨像。为明代制作，木胎贴金罩漆。正中的毗卢遮那佛端坐在须弥座上，像高2米，脑后背光，通高3.97米。文殊、普贤分立两旁，像高2.14米。这三尊塑像，妙像庄严，雕制精美，在明代塑像中可推上乘。大殿两侧为十八罗汉坐像，像高约l.35米，木胎贴金，为清朝制品。大殿中迤南两清石柱礎，作卷叶莲瓣，估计是唐初建寺时元物，它的花纹与庙中佚失的唐天元十四年(726年）石幢的花纹是相近的。悯忠台一名“念佛台”，又称“观音殿”。台基高一米多，周围设以砖栏，殿堂建於台上。此殿结构独特，外墙以十二柱为架，室内以十二柱之称式样与故宫御花园万春亭相同。这里保存着法源寺的历代石刻、经幢等，以唐《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藏舍利记》、 《承进为蔍福禅师造陀罗尼经幢》（应历七年，957年)，辽代的《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最为珍贵。殿外山墙还嵌有清代翁方网复制的唐“云麾将军碑”残柱基，另有《法源八咏》及《心经》等碑刻，是研究佛学和法源寺历史的重要资料。净业堂前有一巨大石钵，双层石座，周围雕海水花纹和山龙、海马及八宝等形象，雕刻及为精美，几可与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媲美。净业堂内供奉一尊明代铜制巨像毗卢佛像，高及屋顶(4.58米），共三层，下层为千叶莲瓣巨座，每一瓣上镂一佛像；中层为四方佛向东、西、南、北；最上层为毗卢佛。法源寺西南角原有无垢净光宝塔。塔建于唐至德二年(757年)，砖结构，高3．3米左右。辽清宁三年(1057年)大地震时倒塌．室内尚存唐至德二年张不矜撰、苏灵光书的《无垢净光宝塔颂》碑，原嵌在塔的墙壁上，碑高1.20米，宽0.73米。碑文全文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净光宝塔颂”。我国古代的碑文，都是从右至左书写，而此碑却是从左至右的，在我国古代仅有一例。
大悲坛是一座佛教文物官殿，这里陈列着历代佛像、石刻及艺术珍品:育中国最早的佛像——东汉时代的陶佛座像，有东吴时代的陶魂瓶，有北整石造像、唐石佛像、五代铁铸像、宋木雕罗汉、元铜铸观音、明木雕伏虎罗汉等，都是国家珍贵文物。另外还有不少各国赠送的经像文物。最後一进殿堂是藏经阁，大殿全部用青砖铺地，阁上供奉三大士像，为木胎干漆所制，是明代造像艺术精品。阁内珍藏明、清时期所刻藏经。1980年5月，日本国宝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时，曾在这里供奉了七天，有16万信徒和群众前来瞻仰、观看。
1949年以後，这座千年古刹得到政府保护，多次拨款堆修。1956年，中国佛学院在这里成立。1963年，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会议也在这里召开。1980年，创办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使之成为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中国佛学院是以培养僧才为目标的高等佛教院校，1956年在法源寺创办，第一任院长是喜饶嘉措大师。当时设本科、专修两科，来自全国各地的寺庙100名学僧在这这里学习。1961年设研究部，1962年开办藏语班。到1966年停办时，已培养毕业生300人，他们现在大部分在各地寺庙中担任住持和寺庙管理工作，少数从事佛学研究。1980年，中国佛学院恢复招生，先後设立专修、本科和研究班，招生的对象是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以上，已有相当时间的出家经历、信仰坚定、律仪端正、品学兼优、爱国爱教的青年僧人。近二十年来，中国佛学院以“教书育人，学修并重，爱国爱教，弘法利生”为教学的指导方针，培养学僧良好的道德品质，并具有较高的佛学造诣文、史、哲知识水平，使学僧在德(包括宗教情操）、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成为适应国家和佛教需要的佛教学术研究人才，寺庙管理人才及海外联谊和国际佛学交流人才。
为支持中国佛学院培育法门龙象，绍隆佛种，1998年在香港著名企业家、杨钊大居士的资肋下，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既具民族风格，又备现代功能，是目前中国佛门最高学府中最为先进的设施。
中国佛学院院长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担任。法源寺现任住持为传印法师，72岁，原籍辽宁庄河人，1954年出家，师从崇仁法师并从虚云大师授戒，毕业於中国佛学院，留学於日本佛教大学。现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本寺现任监院是白光法师，73岁，原籍四川人，1947年出家，毕业於四川大学。
4、东城雍和宫
4、东城雍和宫 北京市东城区内城的东北角即雍和宫大街路东雍和宫位於北京市东城区内城的东北角即雍和宫大街路东，是北京市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该寺院主要由三座精致的牌坊和五进宏伟的大殿组成。从飞檐斗拱的东西牌坊到古色古香东、西顺山楼共占地面积66，400平方米，有殿宇千余间。创建於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年历史。
雍和宫旧址原为明代内官监官房。清康熙三十二年(l693年)，成为皇四子胤禛的府邸。胤禛因生母吴雅氐是宫女，15岁受封爵号“多罗贝勒”。清代宗藩爵号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六级。贝勒这个爵位并不显贵，所以选赐明代内宫旧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晋封“和硕雍亲王”。“亲王”是皇帝近支亲脉，他的旧宅也改头换面，声势、规模都大大扩展。而且，正门、正殿、寝殿的屋瓦都换成绿色琉璃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胤禛登基后，亲王府作为行宫改称“雍和宫”，便列入“龙潜禁地”。l735年，雍正帝暴卒，弘历继承帝位，是为乾隆皇帝。乾隆帝鉴於雍正登基前在雍和宫居住30年，所以梓宫供奉在雍正帝生前寝殿“永佑殿”。移棺前，昼夜加工，将昭泰门、雍和门、雍和宫正殿、永佑殿、**殿等处，改为黄色琉璃瓦。按金、木、水、火、土“五行”说，黄色代表中央方位和至尊之义。我国自宋代起，皇宫的殿顶就多用黄色琉璃瓦覆盖。雍和宫的墙垣举涂成红色，因为红色在我国民俗中，历来是吉祥、喜庆的标志，并含有庄严、幸福的意义，在建筑色彩上也属最高等级。雍和宫享有皇宫的规格，这就是它黄瓦红墙的原因。以后，雍正帝移葬清西陵，永佑殿改名“神御殿”。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正院改为喇嘛庙。乾隆帝之所以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正如他在《喇麻说》碑文中所述：“盖因蒙云奉佛，最信喇嘛教，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并以喇嘛教来保全“大清基业万年磐石之安”。正因如此，雍和宫在神御殿供奉雍正皇帝的影像，使寺院具有奉佛和供奉清帝祖先的双重职能。此后，乾隆皇帝大兴土木，增建许多寺庙殿堂，从而使雍和宫规模宏伟，巍峨壮观。清人曼殊震钧在《天咫偶闻》中描写道：“殿宇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檀之像。飞阁复道，无非净筵；画壁璇题，都传妙手。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也。”
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权统治下，雍和宫遭受极大破坏，许多艺术品和珍贵文物被侵略军和反动官僚窃取。到1949年前夕，雍和宫已是杂草丛生，殿堂残破。1949年後，政府对雍和宫的修缮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後到雍和宫视察。1950-1953年，国家拨巨款对寺院全面修缮，雕梁画栋，金装绣裹，使它再现往日庄严和华美。1953年，印度、缅甸等七国僧侣代表团在这里举行隆重法会。1954年，达赖和班禅都到雍和宫讲经说法。印度的尼赫鲁、缅甸的吴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等，都曾来此朝拜。国内外游人香客参观、朝拜者络绎不绝。“文革”期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建筑、碑文、影壁、牌坊、经卷、法器等全部得到妥善保护，这座文化艺术宝库得以幸存。1977-1979年国家又拨款300万元进行全面修缮，其中佛像贴金就用去黄金700两，使雍和宫更加庄严瑰丽，金碧辉煌。1981年2月，雍和宫交给佛教团体管理使用，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雍和宫恢复了由喇嘛担任格斯贵、文赞、得不奇等宗教职务，成立了教务委员会，负责管理寺内事务。委员会下设扎布桑（办公室主任）和教育、宗教、生活、库房、接待、卫生六个奈日布(管家),并制定了宗教活动、文物管理、外事接待等各项规章制度。1983年，雍和宫又成立了庙务管理委员员，管理寺内宗教事务。
雍和宫的建筑，由南向北依次是天王殿、雍和宫大殿、永佑殿、**殿、万福阁等五进大殿，其中以**殿和万福阁最为辉煌。两侧有鼓楼、钟楼、碑亭、讲经殿、密宗殿、药王殿、西殿、戒台楼、班禅楼等建筑，相互对称，形成一座布局完整、具有融汉、满、蒙、藏建筑特色於一体的喇嘛教寺院。它的布局特色是前半部疏朗开阔，後半部密集起伏。前半部的影壁、木石、牌楼点缀，深远的甬道，浓郁的古松翠伯，给人以幽静、深远之感。从昭泰门以後建筑群密集起伏，殿阁错落，飞檐宇脊纵横，与前半部形成鲜明对照。雍和宫南门囗是三座精美的牌楼，高大华丽，气势非凡，牌楼正面和背面的匾额均为乾隆皇帝所书，北牌楼的匾为“寰海尊亲”、“群生仁寿”，东牌楼为“慈隆宝叶”、“四衢净辟”，西牌楼为“福衍金沙”、“十地圆通”。
雍和宫拥有众多极具特色的佛教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文物有:
一、木雕“三绝”，指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楠木佛龛。“五百罗汉山”在**殿，整个山体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层峦叠嶂、阁塔错落；五百个用金、银、铜、铁、锡铸制的罗汉置身其间；讲演佛法的、降龙伏虎的、乘鹤飞升的，或坐或卧，或醉或思，或笑或痴，造型逼真，神态各异，姿势生动，雕技精湛。可惜历经战乱，山上罗汉仅存449尊。
檀木大佛就是万福阁的迈达拉佛。这尊巨佛是用一棵白檀树的主干雕成的，高26米，地上18米(地下埋有8米)，直径8米，全重约100吨，是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其缘起是由於雍和宫坐落在柏林寺右，乾隆帝恐其影响“龙潜禁地”风水，准备在雍和宫北部空旷之地建高阁供一大佛，以作靠障，借助佛力保佑平安。1750年乾隆帝将治藏大权交七世达赖喇嘛。达赖为报答“浩荡皇恩”，用大量珠宝从尼泊尔换来这棵巨大的白檀树。由西藏经四川，历时三年之久运至雍和宫。之後，先搭盖一座“芦殿”雕刻大佛，然後再建万福阁。“迈达拉佛”是蒙古语，梵文音译“弥勒”，汉语意思是“当来下生佛”。《弥勒下生经》说他是释迦牟尼弟子，被释迦指定做接班人，先於释迦涅盘，升入兜率天，56亿7千万年後，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即“未来佛”。这尊大佛体态雄伟，全身贴金，镶有各种珠宝。他身上披的大袍，连裹带面就用去了5400黄缎。
楠木佛龛在万福阁东厢的照佛楼内，上下两层共10间楼房，楼里有一尊照佛(旃檀佛)。佛经说，释迦牟尼到兜率天为母亲摩耶夫人讲《涅盘经》，佛弟子请求佛留下影像，画师画像时不便直视佛，只好请佛站在水边，照水中佛影画，所以叫“照佛”。佛像画好浚，用旃檀木按佛的形象制作:右手屈臂上伸，称“施无畏印”，表示佛能除众生苦；左手下垂，名“与愿印”，表示佛能满众生愿。後来，仿照此形象制作的佛像也叫“旃檀佛像”。照佛楼的照佛是仿木刻旃檀佛，用铜浇铸而成，很名贵，但供奉这尊照佛的楠木佛龛更为名贵；佛龛从地面直达楼顶，高约十几米。照佛背後有一火焰背光是楠木雕刻并涂以黄色，黄铜镜镶嵌在背光中，夕照时，佛像生辉，蔚为奇观。同时，利用透雕手法突出的99条立体金龙翻腾於云海之中，形态逼真。
二、铜铸须弥山，雍和宫大殿前的庭院里，椭圆形汉白玉石座上的石池中，有座高达1.5米的青铜“须弥山”。须弥山是梵文Sumeru的音译，意译为“妙高”。它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据说是世界的中心。佛经认为，世界的最底层是风轮，其上是水轮，再上是地轮。地轮之上有九山八海，须弥山就在这山海之间。须弥山高84,000由旬(“由旬”是古印度计算距离的单位)，日月环绕须弥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须弥山层层建立。须弥山腰有“犍陀罗山”，山外有铁围山所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还有四大部洲即:东胜身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这四大部洲就由四位天王护持。须弥山顶部为“帝释天”。帝释天下面有一圈星象图，是按古代天文观测的结果依次排列的。据说造些星座的分布和标记大体上符合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在佛教中，须弥山是世界最高的山，山顶的帝释天自然也就是世界最高的天，是天堂极乐之处。因为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佛祖释迦牟尼经常在此讲经说法。不少寺院石窟佛都坐在叫做“须弥座” 的座位上，成为一种象徵。
三、“坚三世佛”。雍和宫大殿原是雍亲王胤禛在府裹升殿受贺的地方，叫“银安殿”。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後，银安殿成为正殿，便供奉三尊高2米的铜佛，两座汉白玉石座上排列蒙麻披金的十八罗汉。这三尊铜佛都结跏趺坐。佛像背後是蛟龙背光。背光象微像的身光，成叶形屏风状，上雕刻蛟龙象徵释迦牟尼涎生时九龙灌浴。这三尊铜像的中间为释迦牟尼佛，他是现在世的佛，结跏趺坐，右手放在右腿膝盖上，称“成道印”,表示他在大地上艰苦卓绝的修行唯有大地能够证明；左手向上放在左腿上是“禅定印”，表示他静坐思虑人生的无尽苦难。东边上首是燃灯佛，他是代表过去世的佛，佛经说他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释迦牟尼前世曾买五茎莲花供献燃灯佛，燃灯佛预言释迦牟尼九十一劫後之“此贤劫”(现在世)时成佛。燃灯佛结跏趺坐，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扣在一起，合成一个圆圈，表示修成正果。西边弥勒是代表未来的佛。他结跏趺坐.双手成“说法印”，表示他56亿7千万年後，“三会龙华”，对天、人、地、众生说法。大殿供这三尊佛，表明从无限久远的过去，到无限遥远的未来，都是佛的世界；这是从时间上说佛教历史悠久、生命久长。由於时间从上古到今世到未来呈坚向，所以称“竖三世佛”。
四、六道轮回图。雍和宫万福阁东厢的照佛楼，原是乾隆生母供佛之处。那里陈列着两幅画像:旃檀佛画像和“六道轮回”。佛教是主张众生平等的，认为世世代代的人处於不停的车轮般的回旋之中，机会均等。人死了以後，来世有六种“出路”:或为天神，或为人或为阿修罗，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下地狱。《长阿含经》说，人在来世的归宿，主要看现世的表现，如积善德，下等种姓下世可成为上等种姓；如劣迹不堪，上等种姓下世也会成为下等种姓，甚至沦为地狱，这一切就是佛教所说的“轮回”。“六道轮回图”绘一个长爪三眼、形如黑熊的巨大怪物坐在地上，抱着一个大车轮形的圆圈。圆圈四周彩绘各种人物和奸、杀、抢劫、欺诈、偷、盗、吃、喝、嫖、赌等恶行劣迹。几股气流将圆轮分成六道。第一道内五色云端中宫阙巍峨，宛若仙境，第二道内市井社会，平民百姓，称“人道”；第三道内硝烟四起，有水、火、旱、涝，称“阿修罗道”；第四道内男女鬼怪，囗内生烟，骨瘦如柴，正受严刑拷打，称“饿鬼道”；第五道内猪狗牛马、鱼介昆虫，称“畜生道”；第六道内刀山冰谷，火海炼狱，鬼怪在受煎熬，称“地狱道”。此图形象地儆戒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达到劝恶从善的目的。
另外，在**殿西边木架上有《大藏经》108部，东边木架上有《论藏经》207部。在殿内小玻璃格内展出两部藏文金字经，是乾隆皇帝亲笔抄写的《药师经》、 《大白华盖俄轨经》。殿东西两边墙上有精细的壁画，描述了释迦牟尼的传教历史。雍和宫後楼内还供奉一尊三头六臂形状的“大白伞盖佛母像”。左边供奉着白救度佛母像，右边是绿救度佛母像。楼左边是东顺山殿。
除上述文物外，雍和宫还有木刻三佛、宗喀巴铜像、十尊铜质欢喜佛、腊八粥大锅以及“大五供”、“七珍”、“八宝”法器等，皆为著名珍贵文物。雍和宫内现常住喇嘛有八十多人，每年来此烧香参拜者上百万人。雍和宫现任住持是图布丹活佛，73岁，原籍内蒙古人，现兼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现任监院是加木扬.宁杰活佛，32岁，原籍辽宁人，1983年11月出家。现兼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北京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东城区人大代表。
5、宝珠峰潭柘寺
5、宝珠峰潭柘寺 详细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东南部、太行山馀脉宝珠峰南麓潭柘寺位於北京市门头沟区东南部、太行山馀脉宝珠峰南麓，因山有龙潭和柘树，又名“潭柘山”，因而寺随山名称为“漳柘寺”。潭柘寺地理环璋极好，寺後九峰环抱，寺前山峰好象一座巨大屏风。传说此地原名“青龙潭”，唐代法师法藏来此开山布道，青龙惧而远遁，潭因而化为平地。
潭柘寺历史悠久，民间曾有“先有潭柘，後有幽州”之说，这意味着潭柘寺历史比北京城还要早。据清朝神穆德《潭柘山岫云寺志》记载，潭柘寺前身是晋代（265-317年）“嘉福寺”，距今约有1700年历史，而北京城如果从元世祖忽必烈建元大都算起，大约比潭柘寺晚800年。武则天时，寺庙扩建，改名为“龙泉寺”；金代皇统年间(1141-1149年)重修后，改名“大万寿寺”。元代及明初都有修建，但历经变乱，寺院破坏得甚为厉害。明天顺元年(1457年)恢愎旧名“嘉福寺”。清代康熙、乾隆峙期，曾进行大规模重修，又改名“岫云寺”。清代是潭柘寺最为兴盛之时，已经具备今天所见规模，今日寺内建筑，大部分是明清两代遗物。这座千年古寺，前後多次更名，正名叫什么似乎被人们淡忘了，而俗名“潭柘寺”则千古流传，远近闻名直到今天。
从规模来论，潭柘寺是北京郊区最大寺院。全寺因山而建，殿堂逐步升级而上，叁差错落，层层排列，建筑精美，范围宽广，四周有高大围墙环绕。寺庙内外，古木叁天，寺前流水淙淙，僧塔如林，修竹成荫。寺院坐北朝南，全寺建筑布局可分为三大部分，主要建筑全都建在南北中主线上。中轴线最南面是一座巨大木牌坊，形制为三间四柱三楼，顶覆黄琉璃瓦，檐下装饰有斗拱。木结构全部彩绘，前额上书金字“翠嶂丹泉”，後额书“香林净土”，二者皆为康熙御笔。牌楼的下面放置有一对石狮，雄壮威武。牌楼前有古松二株，形状奇特，离地三米多高，枝叶掩映，相互搭扰，犹如一项绿色天棚，遮阳蔽日。山门前还育一单孔石拱桥，横跨在深涧之上，名叫“怀远桥”。过桥即为山门，砖石结构，歇山项，面阔三间，开有券门三座，券脸均为汉白玉石雕花，明间上正中悬匾额，上为康熙御笔“敕建岫云禅寺”。山门两侧为红院墙，蓝琉璃瓦顶，墙上亩嵌有琉璃大字，左为“佛日增辉”，右为“**常转”，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亮。山门迎面为天王殿，面阔三间，绿琉璃歇山顶，檐下装饰有斗拱，大殿内供奉四尊高约三米的巨大彩塑神像。天王殿前两旁为钟楼和鼓楼。
大雄宝殿是全寺建筑中地位最高的大型建筑。面阔五间，从檐庑殿顶，黄琉璃瓦绿剪边，上下檐均装饰有斗拱。上下檐明间部位悬挂有金字大匾，上檐为“清净庄严”，下檐为“福海珠轮”。殿前有宽大月台，四周绕以石栏，有汉白玉石垂带踏步可供上下。正脊两端各有一巨形碧绿琉璃鸱吻，各系以金光闪闪的鎏金长链。鸱吻是作为镇物出现的，传说为龙生九子之一，属水，克火，以其形象放置於屋脊，可镇免火灾。据说康熙皇帝初来潭柘时，在马上看到鸱吻跃跃欲动，大有破空飞走之势，於是命人打造金链子将它锁住。鸱吻色彩鲜艳，形象生动自然，传为元代遗物，这种古代配件现在北京地区是罕见的。大殿内正中供奉佛祖释迦牟尼雕像，神态祥和，背後有背光，背光之上雕饰有大鹏金翅鸟、龙女、狮、象、羊、火焰纹等。佛像下面是石质须弥座，左古两侧分别立有阿难、迦叶雕像。这些像雕刻精美，木质漆金，为清代遗物。
大雄宝殿後是三圣殿，殿两侧植有二株巨大而有气势的银杏树。东边一棵高达三十米，树冠浓荫遮盖大半庭院，树干需几人合抱才能围拢，相传为辽代所种，距今已有千年，现在仍枝叶繁茂，生几盎然。据说这株树在康熙皇帝来潭柘寺时，新生出一个侧枝以表庆贺。乾隆时期，皇帝下诏将造棵树命名为“帝王树”。西侧与它对称的一棵叫“配王树”。中路松树特别粗大，高入云霄，还有娑罗树、玉兰树和各种名贵花木、果树等。寺中天王殿的廓子里，还有潭柘寺一宝，它是一条长约一米，重达150公斤石雕大鱼。这鱼远看似铜，击之能发出清脆乐音。古人说它是一块宝石，其实是一块含铜量较高的陨石。
山门里的建筑依地势而上，一个比一个高。中轴线终点是一座楼阁式建筑，名为“毗卢阁”，面阔七间，山调大脊，山墙的两侧有台阶直通上一层。下层室内有木质漆金菩萨五尊，均带有背光。殿内挂有乾隆手书大匾“圆灵宝镜”和厉宗万所题“寺枕龙潭，七祖分支传妙法”山连鹫岭，九峰环翠拥诸天”楹联。殿上部为三世座佛，下承六角形须弥座。站在最上层，举目远眺，远处群山如黛，近处全寺尽收眼底。
寺院东部是由庭院式建筑组成的方丈院和清代皇帝行宫，主要建筑有万岁宫、太后宫。东跨院东套间内，有一口大铜锅，锅口直径四米，锅深两米。煮一次粥，用米10担，据说不管多少人也吃不完这锅粥，这就是所谓“添人不添米”之说的由来。院中极为幽静雅致，碧瓦朱栏，流泉淙淙，绿竹葱秀，颇有江南园林意境。
离竹林不远，有一座方形流杯亭，重檐四角攒尖，绿琉璃筒瓦，黄琉璃宝顶，名为“猗玕亭”，亭内巨大的汉白玉石基上，雕琢者弯弯曲曲的蟠龙形象水道，像龙头，又像虎头，当泉水流过时，放下带耳的酒杯(古时叫“羽觞”)浮於水上，任其漂浮，酒杯随水流转，止於某处的人则取而饮之。我国古代汉魏时期有“曲水流觞”的习惯，就是每年三月三日聚於曲折小溪两旁，用耳杯盛酒放於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停下就饮，人们借此以修禊禳灾。後人将这一习俗发展、延续下来，并加进新意，凡酒杯流到某人之处，那人就饮酒作诗，久之便成了一种娱乐助兴的游戏了。因此，此亭又名“流杯亭”。
寺院西部院落大多由寺院式殿堂组合而成，主要建筑有戒坛和观音殿等，一层层排列整齐，瑰丽堂皇。观音殿是全寺最高处，面阔三间，歇山黄琉璃瓦顶，檐下装饰有斗拱，廊下悬挂一块金字横匾，上为乾隆皇帝手书“莲界慈航”。大殿内供奉观音菩萨，敛目合十，隽秀端庄，坐在莲花座上。在观音殿内原保留有妙严公主一块拜砖，据说过去有不少朝代帝王后妃及皇亲国戚都常到这里来拜佛进香。元世祖忽必烈女儿妙严公主来此出家，每日来观音殿礼拜，年长日久，脚下砖竟留下了30厘米深脚印。明代万历年间，孝宗太后曾把这块砖用梨木镶起来，带入皇宫，可惜这块拜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
寺前塔院内有各式灵塔七十余座。塔林中的塔马砖、石结构、平面六角形或圆形，多层密檐式。其建筑年代，辽、金、元、明、清各代均有。其中有建於金天眷年间(l138-1149年）的海云禅师塔，建於金大定年间(1161年一1189年)的通理禅师塔等。墓塔前有石供桌，左古各植一株七叶树。垮院四周密林绕护，绿荫浓深，环境清幽，别有一番天地。在下塔院上方，还有上塔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藏式砖塔10座，下层有藏式砖塔13座，都建於清代（1644—1911年）。这些僧塔为研究佛教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且潭柘寺塔林又是我国塔林中数量较多的一处，颇属珍贵，可谓“北京第一塔林”。其中震环大师塔颇具有特色。塔建於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砖结构，单层覆钵式，基座特别高大，占全塔高度一半，装饰十分简单，覆钵呈球形，耸肩线条比较圆滑。此塔造型挺拔，风格秀逸，为墓塔中珍品。震环和尚是潭柘寺清代开山住持，曾被康熙皇帝钦命为律师。
作为潭柘寺名称起源的龙潭，位於寺後面的集云峰上，山间橡树葱郁，奇花异草遍地丛生。山上有一座围有栏杆的水池，池中龙泉涓涓不绝，清澈见底，喝一囗甘甜清冽。
至於寺名中的柘树，是一种罕见的树种，而且浑身是宝，据说这种树可以治许多种病，因此远近的人们不断来此剥皮挖恨，致使柘树已寥寥无几，险些绝种，再也看不到史书记载的“柘树千章”的情景了。1949年後，政府对此采取了有力的保护措施，使这宝贵的树种得以保存下来，作为名寺应景之物，供人们观赏。1957年潭柘寺被列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北京市政府拨入巨款，全面修缮潭柘寺。寺院经过整修，焕然一新，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特别是春夏之际。
这里格外引人入胜，犹如一座世外桃园。潭柘寺现任监院为常道法师。自1998年夏季始，潭柘寺重新迎请僧团到寺内主持法务，诵经拜佛。
6、门头沟戒台寺
6、门头沟戒台寺 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马鞍山麓戒台寺又名“万寿禅寺”，位於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马鞍山麓，去潭柘寺8公里，距城区35公里。因为寺内一座全国驰名大戒台，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所以一般人均称此寺为“戒台寺”或“戒坛寺”。
戒台寺历史悠久，据寺内现存碑记及参阅有关文献得知，寺前身为创建於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慧聚寺”，是当时以戒行见称的智周禅师隐迹之地。辽代道宗清宁年间，一位名震中外被誉为“钟普贤之灵，孕凡夫之体"的高僧法均和尚来隐此山。法均於辽咸雍五年(1069年)冬奉诏佐绿金台松务，他於寺左创建了一座菩萨戒坛，广度四众，日度数千年，当时不仅辽国管辖下的民众来此，南方宋土之人来此受戒的也很多。道宗对他为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赞他“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当时法均和尚应邀赴各地宣讲佛法，“所到之处，士女塞途，旨罢市辍耕，忘馁与渴，受戒弟子数不胜数。
元代此寺高僧是月泉长老。有碑记《大都马鞍山慧聚寺月泉新公长老塔并序》，为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立，文中对月泉重新修茸该寺的倩况有这样记载“因兹云山改色，钟鼓楼新音，内外雍容，遐迩善末，三五载增修产业，开拓山林，破垣颓屋，无非济楚”。元末，寺内殿堂及戒坛毁於兵燹。
明代宣德年间，司礼太监阮简等以皇帝所赐金币“僦工购材，做正殿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罗汉，外做四天王殿，左做迦蓝殿，右做祖师殿，东西有庑，外庑做演论之堂，居僧之斋、庖、库廪，糜不具备，外建三门，环以垣......”。这次重修工程，是由知幻大师亲自主掌的，始自宣德九年(1434年），完成於正统五年(1440年)，竣工後由司礼太监王振奏请更名，英宗皇帝赐额“万寿禅寺”。
主持重修工程的知幻和尚，俗姓刘，名道孚，字信奄，很受明英宗器重。英宗召见他时，见他额头凸出，戏呼他为“凤头和尚”,他则表示不敢攀龙附凤，自称“鹅头和尚”。他被封为“僧录司左讲经万寿戒坛坛主”。在重建寺院过程中，知幻与僧众“铲荒夷脸，郁起重构，散万赀鸠工，择千僧以董役，匠成於心而归於手，笠雨不屐，悉崇饰殿宇，穷极雕绘......”。
清代此寺著名高僧是紫哲公，从康熙年起住此寺四十余年。从文献记载上末见清代对此寺有重大修葺记录，仅在光绪十七年(l891年)由恭亲王出资将罗汉堂、千佛阁及北宫(牡丹院)略事修葺。另外，从碑记中可知有许多民间组织起来的“会”，如“地藏会”、“三元大悲会”、“大悲随心经会”、“广益米会”、“五显财神圣会”等等，纷纷在寺内空地建一些小殿，如财神殿、娘娘殿、老爷殿、地藏殿等，使得这座佛寺中出现一些非佛教之殿。
1949年以後戒台寺停止了佛事活动，由北京市园林局经营管理，并开辟为公园。1966年以後，因修理天坛斋宫需用木料，拆除了千佛阁，寺内佛像大部分也於文革期间被毁。80年代以来，该寺经过大修再次开放，并由北京雕塑工厂重新塑了若干佛像。
戒台寺坐西朝东，建於山麓缓坡上，主要殿堂沿两条东西向轴线建筑而成。大雄宝殿一组居於南侧靠前，由低处逐步升高。戒殿一组居於北侧靠後，全部建於高台之上。殿堂四周分布着许多庭院，各院内有精美的叠山石，葱郁的古松古柏，加上古塔古碑，山花流泉，显得格外清幽。寺中树木远在明代就很有名，诗云:“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一树具一态，巧与造物争。”著名的有“自在松”、“卧龙松”、“九龙松”和罕见的“活动松”，你随意拉动它的哪个松枝，整棵树的枝叶便跟着摇动，好像一阵狂风正在袭来。活动松远在二百多年前就已闻名，乾隆皇帝在此曾留下一座“题活动松诗”小石碑。戒台寺还以松闻名，寺内古松柏有的为辽、金代所植，松树枝杆虬曲离奇，可坐可卧，古人常登树做“巢饮”，并留下许多咏松之句。如乾隆《咏活动松》诗二首云:“老干棱棱挺百尺，缘何枝摇本身随。咄哉讹为挈其领，素动万丝因一丝。”“摇动旁枝老干随，山僧持以示人奇。一声空谷千声应，借问神通孰所为。”此二诗刻於一圆头矮碑上，现立活动松旁。寺内除古松柏极具特色外，其它如绿牡丹、太平花、银杏以及探春等亦属植物中之珍贵品种。朱宗吉《戒坛观松》诗:“宝树倚晴峰，婆娑月影重。叶深藏蕊鹳鹤；枝老作虬龙。拂殿春阴合；凌霜翠色浓。......”更能刻画传神。
大殿里面有一座三层木戒坛，有阶梯上下相连。院内西北有“千佛阁”，里面有迥旋式楼梯，楼上楼下有无数的小型佛龛，一龛一佛，佛像身高都不足尺，惟雕刻甚精。千佛阁现在只遗台基及柱础，过去此阁曾是全寺中心建筑，登阁放眼，可望百里。阁为七开间，外观为两层，中间有腰檐及平座暗层，庑殿顶阁高二十馀米。内部两侧各有五个大佛龛，每龛内有28个小龛，每个小龛内有三座形态不同的三寸大小的佛像，总计全部佛像在1oo个以上，所比称为“千佛阁”。寺院中轴线上，山门殿、钟鼓二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阁(遗址）、观音殿、三仙殿、九仙殿，殿宇依山而筑，层层高升，甚为壮观。
西北院内正中大殿即“戒坛殿”，它与泉州开元寺戒坛、杭州昭庆寺戒坛并称为全国三大戒坛。戒坛是高3.5米、正方形的三层汉白玉台座。底座边长约11米，每层石台外围均雕有镶着数百戒神。原来石龛外还有24尊身高一米的戒神，环列戒台四周。戒台殿顶中央，有一藻井，几条金雕卧龙盘於井壁，藻井最深处一条龙头向下，象徵蛟龙灌浴。戒台最上层中央是释迦牟尼佛像。像前原置雕花沉香木椅十把，上首三把为授戒律师座;左边三把，右边四把，是受戒证人座。称“三师七证大师座”。戒师开坛必须有皇帝敕命。佛教徒受戒，行仪十分隆重。
戒坛寺在戒坛授“清规戒律”。“清规”是指寺院僧人的行为规则;“戒律”是佛教徒修行实践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佛教史上，先有怀海著《禅门规式》，被称为古清规，那是为禅宗寺院制定的规则，现在流行的《百丈清规》则是后人在《禅门规式》的基础上，重新撰写的。在戒坛受戒，分“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几等。“'五戒”为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是一般佛教徒和在家修行的人所必须遵守的。五戒加上不眠坐高广大床、不涂饰打扮、不视听歌舞、不非时食。此中前八为戒，後一为斋，合称八关斋戒”。这是出家修行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戒律。出家以后，初入佛门的沙弥或沙弥尼须遵十戒，即上述八斋戒合为九条，再加上不蓄金银财物。沙弥或沙弥尼一般至到2o岁，即可转为比丘或比丘尼，须受“具足戒”。具足戒与沙弥或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称。戒条数目说法不一。中国僧尼，隋唐以後都依《四分律》受戒，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在戒坛受持此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
寺内其他建筑物尚多，如南、北宫院、方丈院以及寺东南角高台上的小四合院等，均属王宫贵族及僧众居住用房。北宫院又称“牡丹院”，皇六子恭亲王奕沂曾在此隐居，院分两进，前院有叠石假山，後院广植牡丹，甚为名贵。
戒台寺内碑、幢颇多，计有辽幢二、金碑一、元幢一，其馀明、清以及民国後碑石多通。寺後山上有许多山洞，最著名者有太古洞、观音洞、化阳洞、庞涓洞、孙膑洞。太古、观音洞外有八角形十一层小塔;化阳洞右，直下百米处有一石龟，如浮於波浪之中;庞涓洞极深邃，两壁皆是石乳，并有一眼深井，投以瓦砾，宛转铮铮之声不知所终，傅说此井与浑河相通。各洞都不少奇景可观。
戒台寺於1957年10月28日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选派僧人进驻。本寺现监院为妙有法师，26岁，曾毕业於普陀山佛学院.
7、怀柔红螺寺
7、怀柔红螺寺 北京市怀柔县城北部的红螺山红螺寺位於北京市怀柔县城北部的红螺山，距县城约10公里。该寺初建於冬晋永和四年(348年），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原名“大明寺”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改名“护国资福寺”。因该寺所在山下有一“珍珠泉”，相传泉水深处有两颗色彩殷红的大螺蛳，每到夕阳西下螺蛳便吐出红色光焰，故山得名“红螺山"，寺俗称“红嫘寺”。
寺院占地百馀亩。主要建筑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禅堂，以及由东西四座配殿和诵经房组成的中院。院内翠竹成林，已逾六百馀年，为北京地区竹林之最，康熙皇帝曾亲临寺内赏竹。院内另有两株历经千年的银杏树，雌雄相伴，果实累累。尤为独特的是院内的紫藤寄松，每逢春末夏初时节，串串藤花沿着形态奇异的干年平顶松攀缘而上，整个寺庙香氧扑鼻，令游人流连忘返。该寺为历代佛教圣地，曾是为其他寺院培养方丈、住持的重地，自唐代以来香火一直极为旺盛，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高僧常不远万里来此朝圣求经。寺周围群山环抱，树木茂密，遮天蔽日，远望犹如一片林海。这里植物繁多，有各类树木七十馀种，植物品种多达七百馀个，是一处天然植物园。寺西的珍珠泉，水深三丈，串串水泡不停地从地下冒出，在阳光照耀下犹如五颜六色的珍珠。据明代刘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红螺山原称“红螺崄”，旧名“幽岚山”，又叫“宝金山”。红螺崄分为上、中、下三崄:循九龙峪，度八达崄，远望两峰并立，时人称其“云会门”，此其为下崄；由此上行一里馀，有龙潭水出石隘中，沿小径山梯攀援而上有“红螺洞”，洞石古色，有人饮其水，霹雳骤至，时人疑此为龙窟，这就是中崄;再上半里，有红螺寺庙宇，寺旁有一巨松，树顶方圆四、五丈，可将寺院一半荫庇其下，当时寺内僧人在裸露的树根周圉垒石相护，有人称其为“松御风”，由此向右有观音洞，曲而容坐，深而朗朗，此处即上崄。当时著名文人袁宏道曾有《初入行红螺崄》诗一首述之：“凿天出古空，意匠窮刻露。赎取长古魂，幻作鬼工赋。霜岩透斑锷，石骨竦清怒。历劫至於今，雕镂不曾住。”
红螺寺创於晋，起於唐，兴於明，盛於清，期间虽历民国、文革诸劫，依然能眠而复息，足证佛教生命力之强韧。今日红螺寺内外古树叁天，泉流萦绕，环境清幽，既合於叁禅拜佛，又宜於疗养避暑，入世出世各得其所。寺内铜钟、碑刻等文物遍布，附近还有清阁老范文正墓和清末皇姑墓等，实为京郊佛教文化风景胜地。
中国佛教净土宗(莲宗)，出了十三位祖师，其中，第十二代彻悟大师和第十三代印光大师，都曾在红螺寺讲经说法，担任了较高的憎职，为佛教的传播做出很大的贡献。至今，尚有他们的遗物藏於寺中。
际醒祖师(1747-1810年）河北丰润人，俗姓马，字彻悟、纳堂;号际醒、又号梦东，是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
际醒祖师精通经史，23岁出家，遍习圆觉、法华、愣严、金刚诸经。嘉庆五年，到红螺寺创建净土道场，时称法门第一人。祖师专以净土为悦，恒常讲演，劝人念佛。四方学者云集，声名远扬。朝鲜等东南亚地区的僧人也不远万里，前来求经学道，至使红螺寺声名远播，香火日盛。世入称之为:“海内净土首推红螺焉”，际醒亦被奉为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其弟子整理出的《梦东禅师遗集》流传至今。
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际醒祖师面西而坐，手结弥陀印，安然圆寂。供奉七曰，面目如生，慈和丰满，白发变黑，光润巽常。二七入龛，三七茶毗，获舍利百馀粒。弟子尊师遗命请灵骨於普同塔内。
1993年4月，怀柔县文物管理所清理普同堂地下室时，发现了际醒祖师舍利搭。经进一步清理，找到了十三颗舍利和三颗牙齿。从此，红螺珍宝——际醒祖师舍利子重现於世人面前，供人们瞻仰。
印光大师（1861-1940年）俗姓赵，陕西合阳人。法号圣量，别号常惭愧僧。大师“初读程朱书，受其辟佛之影响，病目几丧明，得闻佛经，始悟前非”。後於21岁时，礼道纯和尚出家。勤习功课，攻读发愿文和龙舒净土文，从中悟出念佛乃了生脱死之道，即专修净土，心不离佛。
清光绪十二年至红螺山资福寺(红螺寺)任住持。在此期间，深入研究经藏;妙契佛心，道业精进。故自缘增修了“净土十要”等著述。光绪十九年应邀南去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安居阅葳，深研佛教经典，励心精修，号“常惭傀僧”以自励。并闭关二期六载，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1932年移居苏州报国寺，闭关完成普陀、五台、峨嵋、九华四大名山志的修辑。後到灵岩寺，建立专修净土道场，并创立“弘化社流通法宝”。1937年後，在灵岩寺闭关念佛，拒绝世缘，保待了民族气节。
1940年l0月，大师在灵岩寺圆寂、被奉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著有:《浮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其弟子辑录的《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及《印光法师嘉言录》流传至今。
红螺寺目前尚未归还佛教界，暂由文化文物局管理。
现任管理海峰师傅俗姓马，名德魁，法号海峰。1920年出生於北京市怀柔县怀北镇河防囗。
11岁时到法藏寺出家，法藏寺位於雁楼湖北之思家峪，寺已无存。19岁时，在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40年游方叁学到红螺寺，在禅堂住一年，充壬方丈侍者，时一年有馀。
1941年正月，离开红螺寺到了北京广化寺，一年後，重回法藏寺。1947年土改时，寺庙被封，还俗於河防囗村，务农。务农期间曾任村扫盲教师和业馀剧团导演。1988年怀柔县文化文物局接管红螺寺，此寺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开发旅游事业。鉴於海峰师傅的特殊经历，把他重新请回，作为一名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主要从事公关和导游工作。
海峰师傅对佛学有一定的造诣，且身体健康，反应灵敏，甚为健谈。数十年间，僧俗两界生活的磨砺，使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为深邃的理解和认识，也造就了他豁达的性格，还练就了一手有一定功力的书法，他的法帖已流传海内外。
海峰师傅对红螺寺的历史以及周围的景观，十分了解，同时也非常爱护，为古寺的再度兴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8、阜成门妙应寺
8、阜成门妙应寺 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妙应寺位於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寺内有一座高大、雄伟的藏式喇嘛塔，因塔身通体皆白，所以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为“白塔”，而将搭下的寺庙称为“妙应寺”或“白塔寺”。
白塔寺有塔已史传很久，并曾几经变迁。远在一干多年前的辽代，这一带曾是辽南京城的北郊。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这里就曾建过一座供奉佛舍利的塔，塔身内藏有释迦牟尼佛舍利、戒珠、香泥小塔、离垢净光陀罗尼经。到了元代，这一带成为当时新建的元大都内城。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八年(12l7年)敕令在辽塔的遗址上动工建造“大圣寿万安寺”及造座喇嘛塔，并迎释迦佛舍利藏於塔中。塔於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成，寺於至元二十五年(1283年)年建成。白塔经八年精心修建而竣工後，忽必烈十分满意，命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以箭落处划出界址并修建一座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大寺院，因祝祷皇帝生辰而取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又名“白塔寺”)。元朝是一个统一的，领土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封建帝国。元世祖忽必烈最推崇的是喇嘛(藏传佛教)。13世纪20年代末，成吉思汗的第一代继承者就开始与西藏地方首领接触，60年代及70年代初，随着元朝江山大一统的完成，忽必烈与八思巴一代的结合更趋紧密。在政治上，西藏正式成为隶属元朝的一个行省，并开始确立其“政教合一”的新政体;在宗教上，定喇嘛教为元朝国教，向蒙汉地区传播，封该教首领为“国师”委以统管全国释教及西藏政事的权力;在文化上，特命第一代“国师”八思巴创制元朝官方统一使用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字)。白塔寺这座巨型藏式佛塔的创建，就是上述种种关系在建筑上的集中表现。
佛塔是随着佛教的传人而出现的。在近2000年的沿革和发展中，各个佛塔的建造都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元朝室特别尊崇藏传佛教，因此，元代佛塔较多的采取了藏式喇嘛教形制，这个时期建造的佛塔，一般都简称为喇嘛塔。喇嘛塔与古印度的“窣堵坡”(即印度搭)较接近。为达到弘扬喇嘛教的目的，佛塔常建於坡峰高台、关口要隘、渡囗要津或都市大道上。喇嘛塔塔身祗有单层，所以往往抬高塔基，增高塔刹来增加塔的高度。塔身呈几何状覆钵体，显得雄伟丰硕。塔刹长颈，也不同於汉传佛教塔刹宝瓶状。喇嘛塔所用材料多数为石块且表面涂灰刷浆，通体皆白，人称为白塔。而塔刹圆盘多用铜铸，因此在红日蓝天下，光彩耀目。
大圣寿万安寺香火鼎盛近百年，它是元皇室在京城进行佛事活动的中心。朝廷规定每年各重大节日所举行的大朝仪，“前期三日，在大圣寿万安寺习仪”。当忽必烈於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去世後，皇室为他在白塔西侧修建了神御殿(又称影堂)，里面安放他的遗像画帧，每月派大臣前任祭奠，直至元朝灭亡。元贞1295年)，铁木真皇帝到大圣寿万安寺参加“国忌曰”佛事，饭僧达七万之众。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场特大雷火焚毁了大圣寿万安寺的所有殿堂，唯一幸免的白塔是元大都城兴衰的历史见证。
妙应寺白塔总高51米，砖石结构，白色体躯，塔基是用大城砖垒起，呈T形的高台，高出地面二米，面积为1422平方米。在塔基的中心，筑成多折角方形塔座，面积为810平方米，叠高9米，共三层，下层为护墙，二、三层为须弥座，每层四面各左右对称内收两个折角，因此拥叠出许多角石和立面。须弥座束腰部分，每块立面都被两边角柱及上下枭枋所衬托，整个塔座造型优美，富於层叠变化。座上的塔身是硕大的白垩色的覆钵体，形状如同葫芦;上半部为圆锥形的长脖子，有13节，称“十三天”顶上花纹铜盘的周围悬挂36个小铜钟。风吹铃铛铎，声音清脆悦耳。铜盘上坚八层铜质塔刹，高五米，重四吨，分为刹座、相轮、宝盖和刹顶几个部分。妙应寺白搭和北海白塔遥相对峙，比北海白塔高约l5米，是北京最大的白塔，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座喇嘛塔。《长安客话》一书中记载云:“角垂玉杆，阶布石栏。檐挂华篁，身络珠网。珍铎迎风而韵音，金盘向日而光辉。亭亭岌岌，遥映紫客。”其规制之巧，建筑技术之奇，古所罕见。
白塔形制即源於古印度的窣堵坡式，中统元年(l260年)，由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首传西藏，後传入元大都。古代尼泊尔两国久负“良工之萃”盛名，受派遣来元的年轻工艺家阿尼哥既有胆识，又赋有建筑、绘塑才华，深得八思巴赏识，被推荐到忽必烈御座前，倍受重视。他入仕元朝40年，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中国曾建造过三座塔，一座在西藏，一座在山西五台山，一座在北京。妙应寺白塔是阿尼哥所主持的建塔工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它融合了中尼佛塔的建筑风格，不仅具角内涵丰富的佛教意义，能逅应各种活动的要求，而且更以其巍峨、情美的塔式，为元大都建筑增添了光彩和气势。阿尼哥的名字已载入我国史册。1961年，当尼泊尔马享德拉国王首访中国时，两国政府签订协议，修筑西藏通往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公路，为纪念阿尼哥为中尼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这条公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3世纪70年代在北京落成的圣寺万安白塔，与20世纪60年代竣工的喜马拉雅山阿尼哥公路，体现了中尼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大圣寿万安寺元末被焚後，荒无近90年，直到明天顺元年(1457年)，才由宛平县民郭福请修寺院，改名“妙应寺”，并沿称至今。妙应寺由寺院和塔两部分组成。中轴线上由南到北依次排列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三世佛殿、七世佛殿和塔院。山门面阔三间，东西两旁有八字影壁，中间券门上有石刻横匾，上书“敕赐妙应寺禅林”。进门後，两侧分列楼阁式钟鼓楼。其後为天王殿，面阔三间，内塑四大天王像。再往北是三世佛殿，面阔五间，前有月台，内供三世佛，顶饰三座盘龙藻井。三世佛殿往北为七世佛殿，面阔五间，内塑七尊佛像，两旁为十八罗汉，顶饰三盘龙藻井。大殿两旁都有配殿廊庑。寺庙最北为塔院。塔院地势较高，以红墙围成一个单独的院落，院内四隅各建角亭一座，白塔位於中央偏北。院门在南墙正中，门额上题“敕建释迦舍利灵通宝塔院”。迎门有殿，名“具六神通殿”，内供三世佛。殿後檐外有坐南朝北的佛灯龛三小间，内砌作台阶状，以供燃灯，与佛灯龛所对者即为白塔。重修後的白塔也更为壮观，塔身四周又装饰了铁灯笼108个，夜间视之，紫星拱卫。有人写诗赞曰:“梵宇弘开北帝都，碧天突起玉浮圆。夜深石鼎香烟尽，万里风清明月孤。”清代以後约半个世纪，僧人出於生计，将配殿及寺内空地出租，白塔寺逐渐演变成北京城著名的庙会胜地之一，逢年过节，人群熙攘，十分热闹，是过去北京市民非常喜爱的既可集市又可游憩的去处。
从寺院遗留下来的大小碑刻中了解到，历代对白塔寺的修缮时间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明宣德八年(1433年)，万历十五年(l587年)，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民国十四年及二十六年(1925年、1937年）。
乾隆十八年《御制重修白塔碑铭》中有一段记载:“大清乾隆十有八年，岁在癸酉秋七月，重修妙应寺白塔。朕手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及梵文《尊胜咒》并《大藏真经》全部七百廿四函，用以为镇。”这批经书镇於何处，成为一未解之谜。1975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白塔也被震损。塔刹歪斜，支撑华盖的相轮上部砌体严重崩塌，塔身肩部严重开裂。1978年g月，北京市古建部门对塔进行加固整修。当打开铜搭顶检查内部时，意外地发现里面贮存者许多经书和箱盒等文物，原来它们就是乾隆皇帝所说的镇塔藏品。造批在塔顶里沉睡了二百多年的佛教文物有：七百二十四函龙藏新版《大藏经》，可装载一卡车;乾隆帝手书经咒各一份;三尊各高20公分的铜质三世佛像;装满了八宝、念珠、各朝各代货币的四个银瓶；一尊黄檀木整雕连龛观音像，像下面有一个圆形小钵，内藏33颗舍利子；一尊精雕细刻的小赤金舍利长寿佛，高五公分，全身镶嵌四十多粒红宝石;一套五方佛冠和补花锦缎袈裟，上缀千馀粒珍珠、珊瑚珠、檀木珠和蓝、红宝石;有白、蓝、黄、绿3色丝织大“哈达”，长5.3米，宽0.76米，上织“八宝”图形和藏文“利乐歌”等等。大小箱子中都按佛、法、僧三宝的规矩顺序安放，格式十分严谨。整套文物质地优良，工艺精湛，其中完整的佛冠和袈裟，还有大幅素织的“哈达”，是目前北京地区仅存独有的。
1961年，国家将这座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北京妙应寺白塔，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几次拨款进行了修缮。1978-1980年大修白塔，同时还修缮了塔院的四个角亭、三世佛殿和塔前的天王殿、七佛宝殿等，使白塔与寺院内的殿堂焕然一新。政府还设立了保护机构，正式对外开放。1998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拆除了“文革”期间乱建的堵在白塔山门处的副食店，使白塔雄姿重新展现在阜内大街北侧。山门及钟鼓楼等均依旧制重建。
9、翠微山法海寺
9、翠微山法海寺 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囗东北约两公里的翠微山麓全殿九幅壁画共绘人物77个，既有男女老幼，又有神佛鬼怪，且姿态各异，神情不一。有说法和坐禅的，有膜拜的，也有徐徐行进的，还有冉冉飞舞的。所绘人物、禽兽、神怪和草木等，不仅形象真实美好，而且生意盎然，和谐明快，组成了一幅幅或清新明净、或庄严肃穆的佛国仙境画面。所绘帝王气宇轩昂，神态威严。妇女则仪容丰满、美丽、温柔。至於天王、金刚和力士，不仅绘出了勇猛威武的神态，而且还充分表现了皈依释迦如来佛的无限诚心。壁画的人物服饰和装束华丽多彩，千姿百态:妇女梳各种样式发髻，戴各式首师、璎珞、钏镯和花朵;男人穿戴不同式样冠帻、衣衫和盔甲，衣服上绘团凤、龟背、团鹤、宝相花、菊花和凤戏牡丹等图案;童子则梳发辫，活泼天真。通过画工细致入微的绘画技巧，从生理特徵上，使人们易於分出他们的性别年龄;从服式、发式和行动举止及构图关系上，又可鲜明淮确地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地位，充分体现了画工们非凡的艺术才能。
这些精美绝伦壁画的作者，从法海寺附近一块明正统九年(1444年)甲子冬日太监李福善等立的楞严经幢上发现，其上所题的助缘协力善人的题名中，除了瓦匠、石匠、雕花匠、妆艺匠、嵌金匠等各色工匠的名字外，还有捏塑官陆贵、许祥，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要等人的题名。经幢是法海寺修建完工後第二年所立，为工部营缮所副京囗陈敬所书，幢上听列人名无疑都是当时工部营缮所所属来修建法海寺的工匠。由此可知，法海寺这些精湛的艺术杰作，就是这些画士官和画士所绘。
法海寺明代壁画与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相比较，法海寺壁画在规模、力度、气势上不如永乐官壁画，而在人物刻画、图案精微多变，多种用金方法等画工技巧方面，法海寺壁画比永乐宫确实成就较高，在壁画制作工艺上也有新的发展。敦煌壁画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但是，敦煌壁画自6世纪发展至清代，连绵不绝，却唯独缺少有明一代的壁画，北京法海寺壁画能够以其精湛的绘画艺术、高超的制作工艺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补充这一缺憾，弥足珍贵。法海寺壁画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在世界同期壁画中占有突出地位。特别在壁画制作与保存技法上，欧洲15世纪的壁画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和剥裂，而我国法海寺壁画画面基本完好如初。
法海寺位於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囗东北约两公里的翠微山麓，其地山谷幽静，景色宜人，峰峦绵亘，松林葱郁。当走近法海寺时，有一座拱形小石桥，青石券洞上镌刻着“四柏一孔桥”五个字。传说此桥为明代所造。每当夏季来临，清洌泉水汇成小溪，潺潺流经桥底;周围苍松巨柏又给这座古老寺庙增添勃勃生机。尤其是模式囗桥头的古柏，法海寺门前的脱皮巨柏，寺内石墙上长出的奇柏，寺後古藤互生的柏林，寺西的山谷翠柏，寺东的天然长廊柏，无不铁骨铮铮，形成令人振奋的柏画林涛。
法海寺坐北朝南，由南往北顺山势而建，主要建筑分别设置在三级平台上。第一级平台有山门殿，第二级平台有四大天王殿，第三级平台是大雄宝殿，环宝殿东西南三面是迥廊式祖师堂。法海寺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据寺内现存《法海禅寺碑》记载，明英宗朱祁镇的近侍太监李童，忽做一梦，寻遍京西名山来到此处，见这里正与梦景相符，遂倡议向百姓、官员、喇嘛和僧尼募款建寺，於明正硫四年(1439年)闰二月动工修建，到正统八年(1443年)十月才完工，历时达五年之久。当时寺院内建有大雄宝殿、护法金刚殿、钟鼓楼和云堂、厨库、寮房等，规模宏伟，装修绚丽。英宗朱祁镇特赐名为“法海禅寺”并颁《大藏经》一部，使之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一座皇家寺院。
今存山门殿仍保留着明代建筑风格，四壁立障曰板，拱形券门，斜格木棂窗，前後挑檐雄伟宏大，歇山顶覆以黄琉璃瓦。山门殿後是一东西横向长方形院落。正中设数十级台阶，通向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台阶两侧有明正统八年(1443年)礼部尚书胡滢所撰《敕赐法海寺碑记》和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寺记》。大雄宝殿在最後一进院落的北端，其东、西、南三面建有迥廊式祖师堂。院子正中有两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相传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至今枝叶茂盛，阴覆半院。院落东西两侧各立一块明正统四年(l439年)所建汉白玉石经幢。殿前台基档侧悬吊着龙纽大铜钟，高达二米左右，铸造精湛，为大明正统上年铸造。钟身上部铸有经文咒题，下部铸《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该钟可与世界四大钟王之一的觉生寺铜钟媲美。与铜钟相对的西侧立有一块形制较小的无字碑。另外，在这个院落的东北隅遗有一块残破的明正德十年(1515年）《重修法海寺禅记》青石碑，是研究寺史变迁的实物资料。该寺西北有“西庙”，庙内以龙泉闻名，曾为法海寺之水源。寺东不足一里的石质山坡上，有一百多万年前形成的大片冰川擦痕，对研究我国冰川学以及地质分期、古生物分布和猿人生活环境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法海寺主要闻名於寺内的壁画，经过五百多年漫长岁月，法海寺大雄宝殿的六面墙上，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九幅极其精美的明代壁画。壁画分布在大雄宝殿北墙门的两侧、中佛像座龛背後和十八罗汉身後两面山墙上，壁面积达236.7平方米。1993年初，在北京法海寺壁画历史艺术价值论证成果研究讨论会上，经专家论证，法海寺壁画是中国现存元、明、清以来由宫廷画师所作为数极少的精美壁画之一，也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保存的古代壁画中的杰出代表，与敦隍、永乐宫壁画相比各有千秋，并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专家们一致认为，在我国现存明代壁画中，从壁画艺术、规模、完整程度和壁画制作工艺、绘画技巧、人物造型及用金方法等多方面综合论证，法海寺壁画堪称我国明代壁画之最。
佛龛背後绘的是观音、文殊和普贤三尊菩萨以及他们的脊属和坐骑。其中以中间的水月观音画得最为传神和出色。她宽肩袒胸、肩披轻纱，薄似蝉翼，胸饰璎珞，表情温和安祥，屈左膝盘左而坐，形态庄重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净、和蔼祥瑞、出世超凡之感。
十八罗汉身後两幅壁画，以如来佛和飞天为主，衬以牡丹、月季、芭蕉和菩提等，加以祥云缭绕，显得庄重肃穆。
最为珍贵的壁画要算北墙门两侧所绘《礼佛护法图》。该图由帝后、天龙八部和众鬼神组成浩浩荡荡的礼佛护法行列。两幅画共有人物35人，三五成组互相呼应，人物服饰华丽，仪表庄重温雅，色泽艳丽而浓厚。左面一幅画分三部分: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四个肤肌丰润表情庄重的天女。一个侍女手托花钵走在最前面，接看是女后双手合十缓缓前行，另外两个侍女捧盘跟随在後，後面簇拥着一群撑幡的嫔从。在她们身後担任护卫的是立目瞪目、体态魁伟的广目和多闻天王。此画的中央部分所绘是如意观音，她的脚下有狮子、狐猩和豹。观音前面走着三个女侍，一个手托菩提树，两个撑飘拂宝幡。画的後面部分绘金刚、力士、小鬼和帝王。金刚手执斧钺，力士拿杵，小鬼扛艮锯，长发鬼手撑风幡，他们都伴随戴冕旒的长发帝王正在行进。右面一幅画也分为三部分：前部绘帝王和女像。画面以一个手捧插珊瑚铜壶的俊美少女为先导，随後是头戴冕旒、神态肃穆的帝王，帝王身後分别撑幡和捧盘的伴随仕女，护卫他们的是怀抱琵琶和手执宝剑的增长天王和持国天王。中部所绘是八双手臂拿着不同法器的观音，伴随他的是手持香炉的比丘和举幡女郎，随後是天帝和天后。天后裙带艳丽多彩，神态丰满多姿。壁画的後部绘的是不空羂索观音和韦驮以及帝后，结尾是一个长发夜叉和捧着珊瑚瓶的鱼精。这些佛画都严格遵照佛教的仪轨，没有儒道掺杂的痕迹。除此，大雄宝殿顶部三个藻井天盖上所绘“曼陀罗”和天花板上所绘的以梵文代表的“毗卢遮那佛”和菩提像，也都极为精美。彩画以翠绿靛蓝色和描金制作，显得异常华丽严谨，形式朴素大方。
10、石经山云居寺
10、石经山云居寺 北京市房山县西南山区开山琬公塔与碑
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县西南山区山峦起伏的一块小盆地里，距北京约75公里，背后以朱山为依托，对面以石经山为屏障，坐落在逐鹿山中。云居寺以佛舍利和石经而闻名于世，是京郊具有金石、书法、美术、民族史、佛教史等重大文化意义的古迹，在北京以至全国诸多古寺名刹和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1992年该寺被评为“北京十大人文旅游累点”之一。房山县西北部山岳地带，自隋唐以来就是佛教胜地，如上方山兜率寺、六聘山天关寺、云蒙山龙泉寺以及九洞十二峰和以兜率寺为中心的七十二庵等很多佛教遗迹文物，而石径山云居寺则是其中最有名的，向有“北京敦煌”之誉。
云居寺创建於隋唐时代，历代屡有重修扩建，成为华北地区著名寺院之一。寺院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毁於日军炮火，现仅存遗址。寺东北1.5公里处石径山上有藏径洞九座，洞内保存了自隋至明代刻制的石经板，连同寺院南端藏经穴中辽、金经板共143l2块，镌字数千万。除去重复刻造者外，计刻经112O馀部，刻工精湛，为中国佛教文化珍品之一。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全、保存最好的石刻大藏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刻制云居石径的规模，远超过北齐的音堂山摩崖石经和泰山经石峪刻经。
云居寺名称最早见於唐总章二年(669年)年石刻上，隋唐时代已具相当规模。在唐代分上寺及下寺,上寺在石经山上，寺址已无考，下寺即今遗址。辽、金时代云居寺因刻造石经知名，故有“石经寺”之称。明代因在石经山东麓建东峪寺，而云居寺居山之西，故亦称“西峪寺”,清初又改称“西域云居禅林”，仍然保留着云居之名。云居寺历代屡有修葺，最後的修缮年代是清康熙三十七年(l698年）。被毁前的寺院规模宏大，寺院中路有院落五层，殿宇六进。寺依山而建，每层院落逐步升高，各层正殿之旁又有配殿，中路北侧有僧寮客舍，南北二塔分居左右，山门前引泉水流过，清泉垂柳，山雾缭绕，自然环境颇为幽美，确实是一处修行佳处。“七七事变”后寺院被日军炮火毁为一片废墟，南塔也於此时被毁。在云居寺遗址范圉内，北部及四隅的十座小石塔是劫後仅存遗物。所幸摄有云居寺被毁前照片，中日邦交恢复後，日方将当时照片送归。佛教自公元2年伊存授经东传中国后，译着经卷便是众多僧人信徒“经久不息"的一项事业。但是纸张、绢绸、木板经卷，不仅易受风、火、水、虫的破坏，也易受人为的损毁，历史上两次“法难"期间，大量的手写佛经化为灰烬，战争兵火也给佛教寺院、佛像经籍带来毁灭性灾难。造样就促使僧徒想方设法让佛法传承久远。鉴於山东泰山、河北鼓山等处的摩崖刻经得以保存，幽州僧人静琬认为经刻石上，可以地久天长，於是继承其师慧思遗志，选择了盛产汉白玉、艾叶青石，又远离幽州城的房山，开始了刻经於石、秘藏於室的艰巨工捏。静琬先是创建了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他发愿造十二部石经。这一行动得到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支待。从隋大叶中到唐初，静琬30年刻经不辍，每刻完一批石经就凿洞封存起来。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入寂,他的第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四代相续主持刻经，并得到金信公主奏赐经本四千多部作为底本，先後刻经百馀部，分藏於各藏经洞中。自隋至明，共开凿藏经洞九个,藏石经版4559块;辽金时又在寺南侧挖穴，埋藏经版1O611块。辽天庆七年(1117年)在穴旁筑塔，即“云居寺南塔”也称“压经塔”。
静琬最初所刻石经146块，一部分镶嵌于第五洞的四壁上。第五洞名“雷音洞”是九洞之中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一座开放式藏经洞，洞前有门可以进出，长宽各约十米，中有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撑洞顶，石柱各面均雕有小佛像共1O54尊，故称“千佛柱"。其馀各洞都是封闭式，里面叠藏石经板，洞门封锢，人不能出人。
房山石经是我国的石经宝库，也是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它对於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历史、艺术以及佛教历史和典籍都有重大价值和意义。辽金年代所刻石经，原以《契丹藏》为底本，但《契丹藏》早已失传。近年来从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了《契用藏》残卷，与房山石经对照，完全相同。房山石经完好地保存了《契丹藏》佛经，这在世界佛经史上是件大事。房山石经是原刻石板，没有写经传抄所易产生的那种讹误、版本校勘价值极高。同时，它保存了50种以上的各版大藏经所没有的经籍。镂刻技术精淇，书法秀丽，不仅是有价值的佛教文物，也是中国书法雕刻艺术的精品。所以问世后，即名闻遐迩。在书法艺术方面，隋代刻经已是高手所书，唐代刻经更具有隋唐书法的优美风格。从石经中也可以看到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和文字演变（如：俗写字，异体字，简化字，武周时期新造字等）情况。石经中有许多经文后面附刻有题记，这些题记是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风民俗的宝贵资料。从1956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部门一起，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和整理工作，目前已将部分石经进行编号，上架展览。
198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学家罗焰在洞内研修之际，於原地面拜石下五厘米处，发现一方石，下有一洞穴，内存石函、银函、玉函等，均以函函相套的方式加以密封。一号白玉石函，函盖上刻有172个字，函内还刻有83字铭文。这些文字记述了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间，在石经山首次发现隋代所藏佛舍利情况。二号青石函，较上函略小;函盖上刻有“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十已朔八日甲子於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原住持永劫”36字铭文。说明佛舍利在这里已珍藏l300年之久。三号汉白玉石函，有楔状抽斗盖，上有“佛舍利”以及上下款共26字。四号镀金银函，四周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刻线图案，盖上有花卉图案，内有木质彩绘香珠一颗、珍珠11颗。五号白玉函十分精巧，长宽各12厘米，高17厘米，里面放有两粒赤色小米粒大小的佛舍利，旁边还伴有两颗珍珠。
关於这些佛舍利的来历，据记载:隋文帝曾从一印度僧人处得到佛舍利，并於仁寿元年(601年)、仁寿二年(602年)、仁寿四年(604年)三次向全国各州颁发佛舍利，地处幽州的弘业寺和智泉寺皆有幸得到。而这两寺都距云居寺不很远。同时，云居寺创始人静碗法师原本是智泉寺僧人，是佛教天台宗慧思弟子，所似很可能当时皇帝也赐给了云居寺佛舍利。《憨山大师梦游集》和《帝京景物略》中曾记载明万历二十年在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发现了三粒佛舍利。当时万历皇帝的母亲笃信佛教，於是迎入宫中供养三曰後又安放在雷音洞内，但是记载中的三粒佛舍利，现存只有两粒，据专家推断，其中一粒可能在明代万历皇帝母亲迎人宫内供养时不慎遗失或是被私自留下。目前这两粒佛舍利及相关文物被中国佛教协会保管，一俟云居寺修复後，将送回云居寺内安置，供各界人士瞻礼。
云居寺周围现存唐辽石塔及辽代砖塔共六座，互相拱卫，从而形成云居寺特殊的佛教人文景观。其中唐代(618-907年)所建方形石塔，以著名的房山石窟汉白玉为原料，精雕而成。塔分单层和密檐式两种，平面呈方形，正面辟尖拱形门，内两侧刻披甲胄金刚武士，生动逼真。其中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建的石塔内两壁所刻浑目高鼻供养人形象，反映出盛唐时期民族团结的繁荣景象。这批石塔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古塔，成为研究唐代幽州地区文化史和佛教史的珍贵实物资料。1949年後，人民政府对云居寺所藏石经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到现在还完好保存的石经就有14,278块，分别藏在对面石经山上的9个洞内和云居寺文物保管所里。1961年3月，国务院将云居寺遗址、两座辽塔、八座唐塔、藏经洞和石经，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并为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先後对辽代北塔进行了加固维修，安装了避雷设施，为保护石经板盖了石经库，以使这些上千年的古代珍贵文物代代相传。北京市人民政府於1935年4月1曰决定修复云居寺。第一期工程，天王殿、毗卢殿已竣工开放。原云居寺千年遗物——汉白玉镌刻的圆形山门雄姿也已复原。为更好地保护石经，避免风化剥蚀，现已决定於1999年9月9曰9目9时9分9秒，将全部石经全部重新秘封於地下。石经藏而天下安，这项举措必成这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