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底层生活散记[转]
这篇文章不是能让人心情愉快的快餐小说，这是一篇深沉，使人心灵沉淀的灰色小说，但是，偶推荐你能够在有空的时候，端上一杯苦茶，细细的品位……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底层生活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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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还是很近的事了。2001年初，我在北京有过一段“走麦城”。2月的情人节一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面前。前提是：我必须以一千元的支出水准，在北京城这“居大不易”的繁华地待上两个月。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援我。我在北京倒是有些哥们儿，平日里都是胸脯拍得山响的：有什么难处找咱哪，你的事哥们儿全包了！但我知道，此时此刻若真去找他们，他躲都躲不及。这些鸟人！要好的姐们也有那么一个，搞的是中国的麦肯锡，个人年入七十万，外加一个私人公司年入一百万。我张嘴乞借，她不会犹豫。但我坍不起这个台。好家伙，人模人样的，怎么混到了乞讨的份上了？姐们只要这么损我一句，我就得臊得去跳地铁沟。
怎么办？得想法儿活呀。我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旅馆，一间房月租220元。这要搁在平常，就等于白住。看房子那天，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北京的高层住宅小区，都有地下人防工程。有不少居委会为了创收，就把地下工程改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租给外地人开旅馆。从外面看，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的一座小平房，走入地下，则别有洞天，通过长长的走道，然后是住宿区。每个屋子约有六平方米，大多没有窗，白天也要开灯。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有公厕，公共厨房，公共淋浴间（另外收费。但天冷，基本没人用）。当然，设施很简陋。房间里看看倒还干净，要命的是没有暖气，寒气逼人。
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我头脑中翻江倒海。想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住别墅，坐皇冠，潮州菜吃到不想吃，一进歌舞厅，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但又一想，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掏过大粪，起过猪圈，卖过西瓜，扛过麻袋，露天野地里也睡过一个月。眼下这算什么？民工盲流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我一咬牙，把200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主人。
住下来后，我开始留意这里的住客。大致是两类：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每天在公共厨房用燃气炉子做饭，中午晚上两次油烟弥漫。三教九流里，就我这么个戴眼镜的体面人混迹其中。这些人，都在京城见过世面，对我这另类盲流并不特别注意。
我有个脾气，倒驴不倒架子，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附近就有个市场。除了卖菜之外，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我买了被褥，暖瓶，电褥子，台灯，基本都是伪劣品，总共也没花多少钱。安顿好住处，还得来点情调。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过去的）的玉照，墙上有个水泥搁架，正好放书。于是乎，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
房门不大隔音。一日，我听到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慢慢地，听出了点名堂来。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没有底薪。初入道，业绩也没有，生活遇到了困难。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你愁什么愁？能愁来钱吗？适者生存，得跑啊，拉下脸去，哪有门就往里进。困难怕什么，没吃的，去买三斤土豆，煮了，能不能吃？还当你是老太爷啊？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看我扇你嘴巴子！我听着，为之动容，这真是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
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拿了一张CD放起来，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白天里走廊空空，有回声，因此非常好听，回肠荡气。听了大约四十分种，我关了音响，开门出去，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门外。我俩同时一楞。小伙忙说：你是新来的？你这音乐真好听，好听！我都听了半小时了，嘿嘿，没打扰你吧。我竟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才说：你要不要再听。他连忙摆手说：不啦！说完，回身进他的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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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处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吃的问题了。我不能想象自己买个劣质煤气罐，跟那些农村妇女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一块儿抡马勺。于是出去转了转，发现附近的这个大市场真是太方便了，聚集了差不多有十家小饭馆。我按照口味，挑了一家内蒙人开的北方餐馆作为我的伙食点。估计了一下荷包里的存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每餐六元，一点不能多。五元一份炒菜，带一点肉，一元一份饭，够了。菜不算实惠，但用的油多，强于盒饭，再说附近也没有卖盒饭的。亏得这边缘地带有这么便宜的炒菜，不然这个标准连个囫囵的汉堡包都吃不上。当然，要是想再便宜一点的也行，素炒土豆丝，三元一份，还可以省点儿。但看着老板一家的热情笑脸，我还真是拉不下脸来这么扣门儿。老板好像把全家人都从内蒙动员来了，老伴儿，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都那么热情爽直。我用餐的规格明显与我的装束气质不符，但老板一家从没有慢待过我。一见我进门，就连忙招呼倒茶。“来的都是客”——这样的平等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五元一份的炒菜就只有几种，后来熟了，老板就主动替我点，一顿一样，换着来，无非是白菜，土豆，胡萝卜。我甚至觉得老吃这样便宜的菜，简直有点对不住这一家子的服务了。某个礼拜天（尽管对我来说这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被窗外的悠闲气氛所感染，决定为这家人增加一点生产总值。便要过菜谱，狠狠心，花八块钱，点了一个内蒙面食——“面鱼鱼儿”。虽然我问过了，但还是不能具体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老板娘只爽快地说：你放心，保准好吃！少倾，上来了热腾腾的一个笼屉，里面是满满一笼……怎么形容呢？好比是用极薄的面皮捏的一个个空心小笼包，黄黄的，精巧极了。蘸着酱油吃，果然是美味。
午晚两餐就是这样了，早餐就更好办了。每天早八点，我走出地下，来到市场，这里光是卖烧饼的摊子就有七八家，其中一家，牌子上居然写的是“上海烧饼”，好家伙，与时俱进呀！我每次购芝麻烧饼一枚，耗资五毛。刚出炉的，又香又热乎，隔着一层纸还烫手哪，拿回屋里吃正好。一口烧饼一口热水，爽啊！可惜我不会唱 <秦琼卖马>，否则定要喊他一嗓子！每天如此，卖烧饼的老头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就豁亮地吆喝一声：烧饼一个，芝麻的！他的儿媳妇（想必是吧）就掀开苫被，从笸箩里飞快地夹出一个来递给我。这五毛钱的交易，让人心里很舒服。
不知诸位住过地下没有？住在地下室，室温要比室外低五度，阴森森的，不好受。其实寒冷还在其次，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人们像暗中蹑足行走的动物，不可能有健康心态。我当时最渴望的，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某个白天，我到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他也就退了休，利用余热，在家里开了个店，为本小区的人服务。他的房子满大的，家中朴朴素素，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吧。理完发，我走到窗前，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人来人往，颜色分明。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我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那一瞬间我想，人生在世，更有何求？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能看见白天，能看见阳光，就行了啊。
那位退休的理发店老职工，在那两个月的地下岁月里，是最令我羡慕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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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上班，住旅馆的人们都出去谋生了，旅馆较为安静。周末也是这样，盲流们的生活是没有周六周日的。只在中午晚上各热闹一阵。因为厕所，厨房，水房，淋浴间是挨在一起的，所以这地方就显得熙熙攘攘。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人要求淋浴，就要通知老板。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细汉子，他先收五元钱洗澡费，然后放人进去。洗澡的地方跟厕所一样，是用木版间隔起来的三个小间，有燃气热水器，各一个喷头。进去脱好了衣服后，拧开水，就要通知在外面等着的老板调水温。如果是女同志洗澡，那情形就比较滑稽，老板隔着板墙和那女浴客一递一声地喊着：怎么样？再来点儿！这回呢？呕，行了行了。来回要喊几遍，才能完事。
某日，我正在水房洗衣服，嗵嗵嗵地过来了一个小伙子，穿得油光水滑。我也算是经过时尚熏陶的，搭眼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地道的真货。正在纳闷：这样一个小帅哥，怎么也落难到此了？不想那家伙先发话了：哎，这不是个老总吗？老总也自己洗衣服了？女秘书到哪里去啦？TMD，一听这就不是好话。虎落平阳啊，奶毛未褪的小崽子，也敢来讽刺大爷了。我便反唇相讥道：你一个帅哥，不也如此吗？女朋友哪？跟别人走啦？从此，我俩只要在走廊上一见面，就要互相讽刺一通。帅哥的挖苦还在其次，他看着我的那种眼光，比城里人看盲流还要轻蔑。我无法证明自己比他高明，只好忍着，气得七窍生烟。
地下室的晚上最难打发，冷，无聊，烦躁。到地面上去转，街上又空荡荡的，也是冷和无聊。方圆一公里内，只有一家肯德基晚上还开着，灯火通明，乐声悠扬。在这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偶尔消遣长夜的办法，我是说，可以消遣得起的办法。大大方方走进去，要一杯热咖啡，才五元钱，可以坐两个多小时。带一本书慢慢看，还不错。毕竟这里窗明几净，有点全球化的味道，能使人暂时忘记恐怖地下室。肯德基的小姐笑容可掬，那是没说的，训练有素，只是她们每次都要问我两遍：还要什么吗？要个汉堡吗？我摇头，每次都要在心里骂：要你个头！假模假式的，当我是老年痴呆了？尽管那些女孩也就是我儿女一般大，我还是要忍不住这样心里恨恨。这种职业化的微笑真太可恶了。跟内蒙饭馆那一家子的热情比起来，真伪立见。
这地方偏僻，晚上九点以后，人就渐渐少了，只有些中学生模样的小子在泡妹妹，跟咖啡厅的气氛差不多。五元的咖啡，跟我平常喝的咖啡比，只能叫鸟咖啡了。鸟咖啡也得要一杯，孔已己还得要一碟茴香豆呢，我安慰着自己。
一日，正埋头读<浮士德>，忽然有人打招呼。原来是那帅哥，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子。在全球化的环境里，我们虽然仍是“老总”，“帅哥”的彼此叫着，但似乎都没了讽刺的意思。帅哥说：哈哈，你也发现了这里好？我说：是啊，看书正好。你干什么来了？帅哥说：我搞了一个项目策划，请朋友来商量商量。他把一份装订的很像样的策划书递给我看。一面说：老总，指教指教。这原来是个品牌连锁餐厅的策划。项目名称叫“西部牛仔”牛扒城，里面还有电脑制作的效果图。翻过一页，居然还申请了专利！我问：什么人搞的？帅哥说：我啊。我问：有钱投资吗？他说：就是没有钱嘛，有钱跟老总你就没缘分认识啦！我来了兴趣，让他和他的朋友坐下来聊。原来帅哥姓宋，湖北十堰人，他三十来岁，白净面皮，性格外向，老坐不稳的样子。这创意是他发明的，专利也是他自己跑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仿冒的美式西餐厅，标识倒还行，是个可爱的老牛仔头像，挺有亲和力。目标市场是大都市的高级白领，情侣什么的。小宋有一整套想法，在北京也还有可行性。只是他必须说动一两个有钱的老板来投资。由小宋管理，三七分成。总投资额并不大，六十万而已。我是商界里混过多年的老油子了，粗粗一看，就给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小宋一听，神色大变，知道遇到真人了。便敛容屏息，要我认真谈一谈。我说：像你这样怀揣着想法在北京找钱的人，恐怕有十万人。你创意再好，没用。关键在怎么能套住一两个有钱的傻冒。你着重往这方面想。不用再完善你的创意了，哪怕你这就是个鞋拔子，老太太乐（一种竹制的挠痒用具）的设计，也是一样能弄钱。只要他钱一投入，就由不得他，你小宋就成功了。明年这时候，你就请我住贵宾楼吧！小宋嘻嘻一笑说：小意思，去巴黎也没问题！老前辈，咱们相见恨晚哪！从此，我跟小宋就成了朋友。互相一串门儿，我才知道，这家伙比我还惨，住的屋子里什么也没添置，房租也欠了一个半月的，完全在硬撑。我问他怎么吃饭，他的策略跟我差不多，只不过是能省一顿就省一顿。他说：多喝水啊，能抗饿。
我心里叹一声，不再问了。某日，吃饭时我去叫他：走，不要问为什么。我请你吃顿饭。他慌忙谢绝：老前辈，哪里敢！我说：我平时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多一份菜而已。吃饭时，我说，咱们今天不图别的，吃个饱，你不要客气。小宋有一点点感激的样子，笑笑说：嘿，老总，老总，这怎么好意思！这次他口中所称的“老总”，听起来却是一点讽刺意味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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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北方冬天的阳光就少，住在地下室里，晒太阳的机会就更少了。人得不到日照，就缺钙，症状就是腿发软，走路像踩了棉花，站不稳。可我那时不知道是这原因，只知道肯定是住地下室住的。再者说，就算知道，也不会舍得钱去买钙片，一瓶金施尔康，三十块！五顿饭钱哪。我仗着闯过江湖，就那么干挺着。每天一出门，脚非得拐两下，耳边就仿佛高秀梅在叫“拐啦！拐啦！”
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不至于陷入信息真空，我算计了又算计，每天可挤出五毛钱来买一份<北京晚报>.于是每天下午五点，天色已昏时，我就出门去买报。某日，我来到十字路口，为了躲自行车车，一分神，脚下就站不住了，咧趄了几下，生生的就摔倒在马路边上了。只听得周围人们一齐惊叫，有人马上围了上来。我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看所有的人都那么高大。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脸都变白了，着急地问：“老大爷，您怎么啦？”我一楞，看了看她。近二三年来，叫我老师傅的人有一些，叫我老大爷的这还是头一回。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红领巾特别显眼，双手始终紧紧搀着我的胳膊。我一下子思绪万千，眼泪在眼框里打转，嘴唇哆唆着说不出话来。女孩更着急了，连连说：“老大爷，您别急，我送你上医院！”我挣扎着挺了挺身子，一句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冲口而出：“闺女，老大爷我……没事儿，老毛病了。你赶快家去吧！”我试着走了两步，还可以。众人见我确实没事，慨叹了一回，就散了。小女孩不大放心，一步三回头。我冲她扬了扬手，她才走远了。唉，这个人丢的，丢到首都北京来了。人们晚饭又该有谈资了：松榆里路口那块儿，一老同志当街摔了个大马趴！你看这人丢的。
小女孩扶我那会儿，我是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也戴那么个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要多精神有多精神。新年晚会上给大人演出诗朗诵，在千人礼堂往台中央一站，声震屋宇啊——“灿烂的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我们幸福的少年一代……”喝喝，这才多少年，这才多少年，我成老大爷了我！
旅馆里唯一有暖气的地方，是那个进门处的小平房，其实就是一间收发室。办理登记，同时还兼着小卖部。人们打电话，也得到这儿来。我因为怕冷，愿意常来坐坐，暖和暖和身子再下去。收发室里有张床，挂了个花布帘。有个小姑娘在这儿住。她十六七岁的样子，还没学会京腔呢，带点地方口音。人长得水水灵灵的，有点倔。估计是从农村来的。她在这里的工作相当重要，收钱，管帐，登记，电话收费，管钥匙，卖货，打理得挺麻利。尤其每个住客的天数，在她心里有本帐，连半天都不会差。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从山东来，姑且就叫她小鲁花吧。
我跟她没事儿闲聊，知道了她果然是家在农村，才念完了初中就出来了。我问：“老板是你亲戚吗？”小鲁花说：“不是。是我爸的朋友。”我问：“给你多少钱？”鲁花答：“四百。”我问：“还满意吗？”她说：“当然可以了。农村哪里一个月去搞四百？”我问：“还想念书吗？”她说：“想念也念不起了。”我看她床上有几本杂志，就说，：“我那里还有杂志，什么时候拿来你看。”不苟言笑的鲁花有了些欣喜之色：“好啊！”老板是经常待在收发室的，他要是不在，就是出门去了，旅馆的事等于完全交给了鲁花。鲁花的作用相当于老板娘了。
小宋喜欢逗鲁花，鲁花却根本不给他一个笑脸。有一天小宋在收发室，对鲁花说：“小妹妹不要这么凶嘛！”鲁花就说：“先把房钱交清了吧！”小宋仍然嘻皮笑脸：“房钱算什么，我还要请你吃饭哩！”鲁花就拉下了脸：“你烦不烦？有事没事？没有快走！”小宋当着我，面子有点下不来，仍嘻笑着说：“妹妹这么漂亮，干嘛这么大脾气？”鲁花便突然发怒了：“你滚！你滚啊！”小宋讪讪地走了，我心里暗笑，问鲁花：“你怎么对他这么厉害？人家是个帅哥呀。”鲁花余怒未消，说：“他是个流氓！”我笑了：“可不敢随便乱说！”鲁花说：“想赖房钱，不就是流氓？我倒看他跑不跑得掉？”
一日晚，夜已较深，我去收发室买打火机。见里面灯未关，知道鲁花没睡，抬手一碰门，门开了。只见鲁花和衣躺在床上，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又像是身体不舒服。老板坐在床沿上，好像正在安慰她。见我进来，那中年汉子不知怎的就有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态，拿眼扫了扫我。满脸的不自然。我是江湖老手，这情形一看就明白八九分。故意装做什么也没注意，买了打火机就带上门出来了。看看表，是晚上十一点半。
回去躺到床上，思绪就开了锅。老牛吃嫩草，如今这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小鲁花不过才十六岁，黄花闺女啊，就给了这个家伙？朋友的女儿，也能下得去手？看那老板有一点点斯文相，似是农村会计或小干部一类，居然也热衷于泡妞？而且是……人哪，怎么就成了这样！但转念一想，也许是我多心吧。鲁花只不过是感冒或痛经，那禽兽也不过真是在安慰她……但愿如此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鲁花心情开朗一些了。与老板之间有了些别人不易察觉的暧昧，言语间也有了调笑意味。我心下明白，这个老色鬼是得手了。一月四百元工资，鲁花还是屈服了。
打那以后，老板见我就显得特别客气，我当然一如既往，装木头人，跟他打哈哈。一天，我给鲁花送杂志，鲁花说：“老板夸你啦！”我问：“他说我什么？”鲁花说：“他说，全地下室就你一个是正经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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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下室里的日子沉闷平静，其实里面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我当初来看房子的时候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令我感到踌躇的，其实倒不是简陋与寒冷，而是这地下室简直就是个地下火药库。光是在小厨房里就满满当当地摆着八个燃气瓶，还有一些人家干脆是放在屋里的。这些燃气灶具全都是从附近大市场里买来的劣质货，钢瓶厚度和阀门的严密度都成问题。厨房附近的走廊里，整天有泄露出来的煤气怪味。还有一些打工妹是用电炉子做饭的，反正一家一个电表，自己用电自己花钱。有人就在屋里乱扯了一些电线，有的干脆打起了电表的主意，拆了铅封做手脚。所有这些，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这地下室瞬间就可葬身火海。
住宿区这一块，布局上呈井字形，通向地面的通道不仅要拐两个弯，还有一些复杂的岔道。走廊里又没有应急灯。万一失火，再一停电，跑都不知该往哪儿跑。
我是有经验的，住进来后，把地形熟悉了好几遍，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通道出口为止。遇见老板时，我跟他提醒过几次。煤气味太重，那些劣质钢瓶太可怕。老板笑笑说：“那怎么办？有几个能像您老人家天天吃得起馆子的？你不让他做饭，他就不来住了。”我设身处地替老板想了想，为了旅馆的产值，这也是没法儿的事。
我只是暗自小心。一日晚，看书看得困倦了，正要睡去，忽然闻到有焦糊味儿。我心说不好，兔子一般从床上窜下地，把被子拎起来抖了又抖。又弯腰把各个角落闻了一遍，看来不是我屋子里的问题，便开门出去。走廊里的味儿就更大了，好象还有淡淡的烟雾。我在走廊和厨房一带左看看，右嗅嗅，也找不出名堂。拉住走廊过路的人问，大家似乎都很淡漠。“我哪知道啊！”那神情像是个个都修炼成了北京大爷，爱谁谁吧！
走廊里的焦味越来越大，烟也越来越明显，过往的人仍是毫无感觉，大不了捂住鼻子骂一声：“谁呀？干嘛呢这是！”然后钻进自己的小屋里，重重地关上门，哪管他外面天翻地覆。爱谁谁吧。
着急的只有我自己。我急忙跑到收发室，告诉老板：“下面有什么东西烧糊的味儿，还有烟。你快去查查！”老板一听，脸变了色，一向行动迟缓的他，此刻反映也是机敏得像个兔子，忙叫了鲁花还有一个水电工，直奔下面去了。我跟着到了地下，只见他们三人正分头挨家砸门，边砸边喊：“快看，有失火的没有？”这时，地下的人们才稍稍醒悟，有的拉开门看动静，有的走到走廊上东张西望：“怎么事儿？怎么事儿？”乱了一小会儿，忽然有个尖利的女声喊起来：“唉呀妈呀！快跑吧，失火啦！”
走廊里顿时炸开了锅，人们没头苍蝇似地挤成一团，有往东跑的，有往西跑的，有两边往中间跑的。情况眼看要失控。103室里冲出了两个风尘女子，其中一个大概正在屋里抹澡，赤身裸体，拿毛巾捂着胸脯就出来了。慌乱中竟也没有人注意她们。老板有些急了，怒喝了一声：“都给我站住！再跑我就拉电闸。我让你们都死在这儿！”人们稍稍一愣，老板又喊：“你们现在都是安全的，各自回屋去，看看自己什么东西烧了？”这时终于有人发现了烟雾的来源——108室。门是紧关的，门缝里有缕缕白烟渗出。只见老板此时甚是神勇，吼了一声：“去拿水！”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里面的灯是亮着的，一屋子白烟，没有人。原来是床上的被子烧着了，还好火没燃大。小电工和其他的人提来了水，连着两桶泼上去，火就熄了。老板还不放心，又叫拿水：“泼，多泼！”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吹着刺耳的口哨。小宋挤在人群中起哄：“看啦，火烧圆明园啦！还有裸体运动啦！”人们这才注意到那两个坐台小姐。年轻的后生们齐声怪叫。那裸露天胸的小姐倒也不慌，只说了句：“没见过你老妈的？缺德！”说完，从从容容地分开人群，回103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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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的原因后来查清楚了，原来是郊区的一个农民，挺大个老爷们儿，在家里受了老婆的气。气不过，跑到这儿避风来了。他老婆靠坐台养活家，是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平时颐指气使惯了，不大把老公放在眼里，又养了个小白脸，公然给丈夫戴了绿帽子。老公想要维权，却被掴了一巴掌，连带被老婆骂到了祖宗三代。这汉子一气，揣了二十块钱，就住店来了。晚上生着闷气，抽了不少烟，抽完还是气，就跑出门去遛大街。走时一个烟头没掐灭，掉在了床上，就惹出一场乱子。
老板把那汉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妈的，什么乌龟王八也来住店？滚，快滚！”当晚就把他撵走了。
当时正值石家庄爆炸案刚刚发生，通缉令都贴到了收发室门上。北京众多的地下生活区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居委会几个挺有身份的干部也下到地下来检查了。老板事前就通知了大家，把屋里乱接的电线全都拆掉，电炉，热得快与电水壶一律藏好。又坚决停了厨房的伙，不允许再用煤气做饭了。一番整治完毕，待居委会大员下来时，地下室早已是河清海晏，一丝违规的迹象都没有了。居委会领导很满意，指示说要坚持某某精神，发扬某某作风，完善某某机制。老板一脸谄笑地跟在后面，说一句应一声，敷衍过去了。回头跟我发牢骚：“娘的，让我装锅炉烧水，要让我白白为人民服务啊！你们点你们的电炉子，不怕！”
火灾中那个做光身运动的坐台小姐，不知怎么的就注意到了我。一日，在收发室，小宋正对她挑逗，我恰好进去。那小姐对小宋冷冷的。见小宋絮叨得烦了，就说： “行了，挣你的钱去吧。挣完了钱咱们再说话！”小姐看到我进去，神色稍显诧异，露出亦惊亦喜的样子，倒跟我搭起话来：“哦？老师住这儿多久了？”小宋一见自己没戏，偷着朝我挤了个眼，走了。
我虽不是雏儿，但也不是柳下惠。几个月不接触女人了（鲁花不能算），有女人聊聊也好。那小姐红健硕丰满，前后都挺好，再加上穿着打扮，谁也不会搞错。但我只是抱定宗旨，务虚不务实。食色虽都是性也，但现在不是好色的时候，捂牢了钱包才是硬道理。两人不咸不淡地聊了一阵儿，各自交流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履历。她忽然从手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来。我一看，哦，又是保险公司的，业务主办，露露。这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露露是个自来熟，挺亲切的，说：“我住103房，有空来玩儿吧。”我连声诺诺，心说：意识形态倒很想去，但经济基础不让啊。
又过了几日，在水房和走廊里常碰见露露。仍是点头一笑，星眸传情。露露虽经风尘濡染，但还是能看出是从农村来的，取了个洋名儿也掩不住内质。美则美矣，稍俗，一笑门齿尽露，大家闺秀没有这么笑的。我只当是逢场做戏，不要说我去敲她的门，她不敲我的门就谢天谢地了。
如此又是几日。某日下午，有人敲我的门，敲得挺文静。平日来敲我门的只有小宋，他是个毛躁脾气，敲门不是这个风格，而且还要在门外猛喊“老总”。我放下手中的书，掀开被子倏地坐起，心里骤然起疑：莫非来人是露露？ 7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的第六感觉没有错。拉开门一看，果然是露露站在门外。她好象是刚刚洗过热水澡，容光焕发，脸庞白里透红。由于没上浓妆，让我看到了本色，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北方女孩，只不过眼神里带点狡黠。露露嫣然一笑，说：“你不请我进去？”看来，今天这场考验算是躲不过去了。不过我心说，你是老江湖，我也是江湖佬，咱们今儿就斗一斗吧。
我一让，露露一闪身就进了屋。我把破椅子上的书和烟缸挪到了搁架上，请她坐。露露倒底是年轻，不怕冷，穿得挺单薄。还是件低胸衫，胸前的两只珠穆朗玛峰滚来滚去的，我不好意思盯着，又忍不住要扫两眼。露露倒根本没在意，她东张西望地观察着屋里的环境，一面就说：“老师，您这屋里收拾得不错啊！”她一眼就发现了我前女友的那张照片，凑了过去细细地看。这还是十二年前，我在深圳为女友亚倩照的一张室外照，亚倩那时才24岁，含苞欲放。我当时是个穷小子，情况不比眼下好多少。这场恋爱无疾而终，最后，亚倩嫁给了一个比我还大两岁的男人，那人的存款才不过15万。这件事，是我心头永远的一个痛。露露看着，就问： “老师，这是你女儿吗？”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就顺势说：“是啊。”露露回过头来，有点惊奇地说：“你女儿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结婚早。”她又瞟了一眼那像片，感叹了一句：“你女儿真挺有福气的！”我说：“有什么福气？在外打工，混饭呗。”这谎看来就得这么一直撒下去了。露露却毫无察觉，反驳说：“咋没福气？您瞧您多喜欢她，走这么远还把像片放在身边。我老爹可赶不上您。”不知怎的，露露的这话，我听了有点难受。她是风月场上混惯了的，不能想象一个男人会把十二年前的女友照片始终摆在身边。是啊，像我这么痴情的男人，能有多少？当然，也不完全是痴情。还有那十五万。十五万，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处。
两人一时沉默，我为了摆脱尴尬，想了半天，才说：“你，工作还忙吧？”露露一笑，又恢复了她那风尘作派，叹起苦来：“忙！昨晚忙了一晚上，赚了个”打的 “的钱。老板们现在也抠门儿了。”露露此时离我很近。狭小的屋子里本来就没多大空间，露露又是个满不在乎的女孩，坐在那儿不安分。衣服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东拽拽，西扯扯的，眼看那珠穆朗玛峰就要真相大白了。我知道这样下去，很难估计后果，如果让露露身上的女人香再熏上一小会儿，难保我那钱包里的资产不会流失。于是，我咳嗽了一下，说：“姑娘，我这个……眼下周转还有些困难……”露露不解地看看我，忽而明白了，嘿嘿笑起来：“老师，您可别想歪了。我怎么能……嘻！老师，您可太有意思了！”我一下闹了个大红脸，连忙掩饰说：“我算什么老师啊，跟大伙儿一样，来北京混呗。”露露向我挤挤眼睛道：“那可不对，您是您，满地下室就您是个人物。”她又朝四周看看，注意到了搁架上放的书，便起身去看：“妈呀，这么多书！”我无论出差到哪里，随身总要带20本书，再加上最近到了北京以后买的，搁架上总共有30本书的样子。露露挨本看着书名，随手抽出一两本翻翻。然后问：“这么多书，一年能看完吗？”我说：“这些呀，最多两个月就看完了。”露露十分吃惊：“真的吗？那您家里有多少书啊？一两百本吧？”我心说，姑娘，我要说我家里有七千本书，你是不能想象的。真实的情况在某种场合说出来，就跟谎言的效果一样。我只能点头道：“差不多吧。”露露吐了吐舌头，放好书，又盯住我女友的小照看了看。回身来坐好，把衣服领口往上拉了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知道危险已经完全过去了，就说：“喝水吧，露露。我烧了开水。”露露叹息了一声，说：“老师，您别客气了。您真是个大学问人。还要住一段时间吗？”我说：“不好说，可能要一俩月吧。”露露便起身说：“老师，不好意思了，打搅您了。您看您的书吧，我以后不会来了。”我连忙说：“哪里话，没事就来坐嘛。”露露转身拉开门，有点依恋地望了望我的房间，说了声：“天暖和点儿了，您勤上去走走吧，晒晒太阳！”我应着，将她送到走廊上。露露的拖鞋声在走廊里回荡，渐渐远了。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的洗发露香味儿，化解着屋子里的寒冷。我忽然有些心酸，靠在床上，什么书也不再想看了。
8
如果十年前有人对我说，到了21世纪我还得过一段挨饿的日子，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信的。即使是在1960年，我也没经历过这考验。那时我家是高知，没有多的粮食，但是有钱，经常从自由市场买这买那的，把饥荒对付过去了。如今这一次，我可是没有办法了。尽管内蒙餐厅一家对我挺热情，但人家是在做买卖，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吃一碗饭收一块钱。我吃一碗不够，吃两碗嫌多。眼下实在是浪费不起，一碗就一碗吧。心直口快的老板娘曾经问过我：“这位老师傅，一碗能饱吗？要不再来一碗？”我只有打哈哈说：“够够，我这岁数，吃多了撑得慌。”老板娘也就再没言语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比较难熬。地下室里冷，热量消耗大，一到这时就感觉饿。我耐不住，就遛达出来逛市场，以分散注意力。
这个市场是北京城区边缘地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周围的松榆里小区好象都是拆迁户，消费水平不高，老人又多。市场就是面对这些人的。早上六点就开市，早午和下午三次高潮，人头涌涌，甚为壮观。商品主要以食品为主，有北京的老点心，天津的大麻花，山东核桃仁和摊煎饼，东北松仁。也有卖蔬菜水果和劣质衣服鞋帽的。小商人们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有小喇叭，录音机，也有扯着嗓子喊的，敲马勺吸引人注意的，不一而足。几个河北来的县级食品厂每天都开来大卡车，高高挂起晃眼的横幅，风头甚健。市场选址选得再好不过了，天天都有手头钱不多的退休老头老太太在这儿转，踅摸一些便宜的老式点心，回去解谗。因此这市场一到高潮时间，是总是沸反盈天，摩肩接踵，永远不用愁有萧条的时候。
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冰糖葫芦。说起糖葫芦，还要提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糖葫芦是北京特产，别的地方也有，但不如北京的地道。北京的山楂又红又大，糖葫芦做出来一串有一尺半长，有的还去了核，切了口，里面夹了山药片。手艺师傅支起大锅，把糖稀熬得稠稠的，将葫芦串浸到里面，拿出来就是金黄的一层透明糖衣。往铁錾子上一放，吱吱直响。小时有一次，跟母亲到北京去串亲戚，看见金光闪闪的糖葫芦，谗得不行，想让母亲买。不知她老人家（其实那年她只有 33岁，比我现在可是年轻多了）当时是怎么想的，是节约还是嫌不卫生，就是不给我买。那印象可是太深了，刻骨铭心啊！这一晃儿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种受挫感至今未消。在市场里逛，我次次路过糖葫芦摊，都要垂涎三尺。有一次忍不住，买了一个来尝。从此计划经济也不顾了，让位给无理性消费，每天下午三点钟来买一个。也别说，糖葫芦的糖分多，也能顶饿，两顿饭中间来一支，还真是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做葫芦的师傅是个河北乐亭来的汉子，熟了以后，我每次就借他的凳子坐一会儿，慢慢地把糖葫芦吞咽下去了，舔舔嘴唇，再心满意足地走回地下。我留意过，满市场没有一个老头儿买糖葫芦吃的，都是少妇买给小孩的。我不管那许多了。仓廪足而知荣辱，我这仓廪不足的，还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乐亭汉子有点憨厚，不大像是从那地方出来的，我去得多了，知道他也是农村来的，做个小买卖养家，主要是供儿子念中学。“什么人什么命啊！像您老人家就好喽，享清福啊。”他老是这么念叨着，不胜羡慕之意。
一天，我正品尝得过瘾，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是露露！露露见我拿着尺多长的糖葫芦，很惊讶：“老师，您怎么还吃糖葫芦啊？”我尴尬地笑笑： “那个什么……上年纪了，嘴苦。”露露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我示意她要不要也尝一个，露露指指她画得很精心的唇线，说：“不成，吃不了。”她看看我，眼神里好象有一种怜惜之意，又说：“老师，您闺女咋不把您接去呀？”我笑笑说：“我闺女还没傍上大款哪。”露露就说：“哎哟，您可别叫您闺女傍大款。老板哪有一个好的呀！可惜了那么好一个女孩，您可千万不能！”我心里深深叹息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露露手包里的BP机令令地响了起来，她连忙掏出来看，看过后，脸上有欣然之色。我当然知趣，赶忙对她说：“你有工作，快去忙吧。”露露见我波澜不惊的样子，脸倒红了，说了声：“那我……上班去啦。”我向她摆摆手：“快去吧，小心着点！”露露起身，又叮嘱我一句：“这糖葫芦没去核，您可小心别崩了牙。”说毕，飞快地走了。
乐亭汉子忙完了一锅，也凑过来坐下，点了烟来抽。一面就问我：“那女子是您学生？”我一怔，吞吞吐吐地说：“是啊……教过她小学。”汉子就慨叹：“瞧您多好啊，学生都这么大了。上着班呢，还掂心着您，怕您老把牙咯了。知书达理啊！”我心里苦，嘴上却附和着说：“就是，现在这些孩子，不错啊！” 9
从市场转悠出来，刚走到小街上，就见小宋从外头回来了，脸上喜孜孜的，拿了个纸条正低头在看。小子！大概是有好事了，我走到他前面，故意挡了他一下。小宋下意识地躲了躲，没躲开，抬头刚要发火，一见是我，大喜，一把抓住我胳膊，拉我到院子里下象棋的石桌旁坐下。
他把那张纸条递了过来：“跑了一天大钟寺，累坏了。你看，从老和尚那儿求来的。”我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了一句偈语：“不宜大动，只宜缓动，缓缓而动，百发百中。”我默念了两遍，冷笑一声，问他：“忙一天，就求来这个？”小宋表情充满期待地问：“怎么样，老总？你给解释一下吧，这什么意思？”我问：“是老和尚给你的吗？”小宋说：“没错儿。”我说：“你不是……从厕所门上抄来的吧？”小宋眨眨眼睛，忽然明白了我是在讽刺，便抢过纸条说：“老总，我要抗议啊。你对我是不错，但也不能侮辱我呀！”我笑了，问他：“饭都吃不上了，还搞这个。花了多少钱？”小宋说：“不贵，十块钱。节食两餐，就出来了。人总得有点信仰啊。”我说：“你给我十块钱，我到公厕去给你抄十条回来。”小宋说：“老总又拿我开心了。”我正色道：“日子不好过，搞点正事吧。”小宋连忙辩解道：“正事也搞着哪，正跟一个东北女老板接触，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这时天已渐渐黑下来，我约小宋一块儿去吃饭，他说不吃了，要把今天的求签钱找补回来。
几日过去，小宋的事业不但没有进展，跟旅馆老板的关系反倒是越来越紧张了。一天晚上，露露急火火跑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小宋跟老板在收发室吵起来了。
我赶到收发室，见两人正在对峙。小宋见我来，就说：“你说说，我跟鲁花开两句玩笑，他还不乐意了。他吃的哪门子干醋？”我心下明白，形势已今非昔比，小宋不知内情，冒犯了人家的禁脔了。却听老板气咻咻地说：“一来我就知道是个牛逼匠，整天吹吹呼呼。房钱交不起，搞什么搞？等你那牛扒城搞起来，北京城的老牛都让你吹死完了。”小宋指着老板鼻子说：“咱们一码是一码啊。我欠钱不欠人格，再说不好听的，我废了你！”老板轻蔑地一笑，说：“又吹牛逼！你个九头鸟，爪子长齐了没有？”“你TMD山东棒子，我今儿就把你齐根儿撅了！”“我日你妈的！”“我*你奶奶！”老板大怒，一把揪住了小宋的意大利夹克衫：“你 TMD今天就给我滚！”小宋心疼衣服，抡拳就要打。我见势不好，连忙抓住小宋的手腕，喝住两人：“都是出门在外，干什么呢！”将两人扯开后，我推了小宋一把：“快回去吧，胡闹！”小宋愤愤地说：“我*！人他妈落难，连农民都来欺负。”老板反唇相讥道：“有种的你别住农民的店，马路上睡去！”我吼了一声： “行了！都歇会儿吧！”
打架期间，鲁花也在屋里，却纹丝不动，坐在柜台后，埋头用圆珠笔在一本杂志上写写划划，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样子。小宋莫名其妙为她打了一架，局外人只有我知道原委。我心想，哪天要点拨一下小宋才行，不然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祸来。小宋走后，老板坐到床沿上，犹自意难平，跟我唠叨着：“你说说，如今这小年轻的，怎么没人性？正事不干，就知道撩骚！我好几次跟他说，让他学学你老，人家露露送上门都不要。干事就得有干事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你消消气。年轻人火力旺。你也体谅一下。我不同，我基本上就算是哑火了。”一句话，把老板说乐了，连埋头写画的鲁花也偷偷掩着嘴笑。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隔了几日，老板在走廊里遇见我，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悄悄问我：“咱们都是老同志了，我就不耻下问了啊。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药治这个不举的？”我心里暗自诅咒，嘴上却说：“我也不清楚。我的法子就是少办事。”老板露出一丝遗憾神色，忽而又想到了什么，便凑近我，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了我一句话：“我可没有歹意啊，你老是不是……练功的啊？”我愣了一愣，哈哈大笑：“你想到哪去了？我倒是想练童子功呢！”老板略显尴尬，赔着笑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两天派出所可能要来查。”
10
应该承认，本文从“露露来访”这一节开始，我用了一些文艺笔法。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小宋，露露，鲁花，老板，甚至那两个商量着要每天煮土豆度日的唐山小伙子，在真实世界中都实有其人，至今我眼前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各种表情。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人们苦熬着冬日。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无法从头到尾用刚开始的那种平静笔调把生活记叙下来。有一种东西，棉絮一样，拥塞在我心头。似乎我不用文艺的笔法，不在文字中加些调侃，浓重的悲情会使我这叙述戛然而止，难以为继。我只是竭力想使气氛稍轻松一点，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因此就有了这个奇特的跨文体的文本。
生活在北京高尚社区的人们，不会有余暇想到，在距离城市正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类灰色的人群，默默无闻地蠕动于地下。甚至所有生活于地上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些人，与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操着同样的母语，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但却不能和我们坦然分享阳光。
生活是灰色的，它不会像我以上的叙述那样趣味盎然。地下室固然是个小社会，但也不可能天天都上演令人解颐的轻喜剧。它更多的是死寂，单调，无奈。人们的表情并不丰富。奔波，生存，抵抗艰难的生活环境，就是全部的日常内容。我在那里的两个月，很少听到有笑声，几乎听不到音乐。黝暗的灯永远亮着，也就意味着太阳永远照不到这里。
我至今仍记得小宋每天风尘仆仆，来回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趟趟地去大钟寺，去北郊的养牛场，去拜访从报纸上看到的成功人士。他期望有人能慧眼识珠，并坚信奇迹马上就会发生。以我的经验，像他这样赤手空拳的人，在三四年内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我不忍心将此说破。我不能直视他在向我求教时那种狂热信徒般的眼神。
我也不能忘记单纯而倔强的小鲁花。这份工作可能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份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使她从穷乡僻壤来到了这个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的大都市。我们都市人习以为常的塔楼，电梯，立交桥，可能曾是她梦中的天堂。她是那样虔诚地对待这份工作，我最经常看见的她，就是在埋头算帐的样子。宿费，电话费，小百货，三本帐可以说完全烂熟于心。她没有休息日，没有女伴，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想哭诉时，思念母亲时，想歌舞欢乐时，又怎么办？她究竟有没有一个桃红色的少女之梦？即使她和老板有了那种关系，我仍然认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少数最为纯洁的人之一。我不可能有力量拯救她出苦海，我甚至不忍心对她进行基本的启蒙。因为我记得那句话：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我还记得露露。诚然，她的那次拜访，只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拜访，不会有那么多戏剧色彩，但是她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从事非道德职业的女性，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在走廊里，在水房里，她的的确确是经常对我抱以善意的笑。我知道，那决不是为了钱，她分得清善良与丑恶。露露除了要承担与其他人一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外，她还要多承担一份道义蔑视的压力。但是我从没看到过她灰心丧气或者尖酸刻薄的神情，她永远朝气蓬勃。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谋生情况，她不是大学生，进不了天上人间那种地方，在金钱堆积起来的庞大世界里，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她的生存空间。我只觉得，她比我要坚强得多。
两个唐山的小伙子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都要打照面的。我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每天从市场提回一袋土豆，在小屋子里过着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豪华，欢乐，成功或漂亮女孩子……他们是鼹鼠，在漆黑的地下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活于地底下的老鼠。我们已经不可能顾及到尊严了。严寒的尾巴是这样漫长，春天迟迟不到。清夜里，我独自走在松榆里寒风凛冽的小街上，望见所有楼房里的灯窗都温暖得诱人。世界很大，可是，哪一个明亮的窗户属于我？读者们可能有过度日如年的感觉，但决不可能有过一小时一小时捱时光的感觉。漫长的寒夜，它太广大了，无处不在，覆盖了我们的半球，我的曙光真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到来吗？ 11
冰雪终于渐渐走远，小区内的草坪与柳梢，都有了些可以遥看的绿意。正午时太阳不错，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啦。只是，地下室的温度并没有因此而升高。外边是春天，里面还是冬天。
我不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在座的读者，恐怕不会有谁用手抓过农家肥，不会有人一天干过十六小时重体力劳动，不会有人住过冬季深山里的小窝棚，更不会有人在小煤油灯下无望地苦读过。这些，我都经历过。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八年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次住进地下室，并不是我生平头一次吃苦。但苦难感却好象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因为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永远脱离了底层。虽然我有时也想起那时的事和那时的人们，但我决没有想到过，在世纪之初还会有如此艰难的境遇，有这样一群无望的人们。
在乡下的时候，冷了，可以烤火，睡觉也有火炕。冰冷的床，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北方农民也吃不消的。而在这个地下室里，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热源都已耗尽了。墙上靠墙的地方，有以前的住客贴上去的报纸，那报纸永远是潮乎乎的。市内的空气像冰块，无处可躲。我有电热毯，点着它，还要盖上两层被子才能御寒。可是，有的人却是干挺着的，他们舍不得买电热毯，也用不起电。小宋在我面前坐着的时候，总是在身上左挠右挠的。他一面就咒着：什么鸟屋子，睡长了真要睡出病来！
他一趟一趟往市内跑，每天晚上都要跑来擂我的门：老总老总，我来跟你汇报汇报！孤苦无助的人，也许很需要有人分享这奋斗的艰辛。坐在我那里，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白天怎么去叩见成功人物的过程。接待小姐的态度如何，助理人员的表态如何，大约还有几天就可获得大人物的召见。他手头有五六份装订得很时髦的策划书，反复掂量着，该给谁，不该给谁？人家会不会认真看，看过后能不能看出这创意的巨大含金量来。我问他：你连吃饭都勉勉强强，哪来的钱搞这么漂亮的策划书？他得意地笑了，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哪里舍得这么搞。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我又问：一本要多少钱啊？他又笑：其实最后没花多少钱。我把底稿拿到打字店，一边搞就一边聊，诉苦吧，施苦肉计，一直要击中老板的软肋，把打字小姐眼圈儿也给说红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店老板大手一挥说，兄弟，谁都有为难遭灾的时候，别泄气，这东西我只收你半价。今后尽管再来，费用先欠着，别跟我提钱！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小宋朝我一挤咕眼，末了说：你看，这不就少花钱多办事了么？
他的梦，寄托在成功人士的案头，策划书被秘书送进了大人物的办公室。他们何时能抽空翻翻？在他们眼里，小宋不过是无数狂想者中的一个。十几页上的文字图片，能不能使老总们灵光闪现，抓住价值所在，看过之后微笑着吩咐秘书；把那小伙子叫来吧！这种希望，太渺茫了。往往是，三天过去了，小宋笑笑说：贵人多事，还没来得及看呢。六天过去了，小宋有点坐立不安：怎么回事？忘了吗？等吧，没法子！十天过去了，小宋有些沮丧：唉，准是不感兴趣。只要给我五分钟，五分钟啊，准说动他！妈的那个秘书，准没说什么好话。没一点儿现代企业的意识，他怎么就能当上老总的秘书？
这样的过程成了轮回，我一次次听着，帮他分析着，鼓励他耐心等，尽管我知道，那成功的机率简直就和一颗陨石砸到脑袋上一样，微乎其微。
树渐渐绿了，小宋的棉夹克换成了春秋夹克。匆忙的他仍是一大早就出发，不知疲惫。我知道，他是想始终保持一个“在路上”的状态。人在奔波，就要少一点绝望感。这个城市并不宽厚，最相信小宋智慧潜力的，就只有他自己了。如果没有这种近乎盲目的狂热，他恐怕早就崩溃了。从北京东南的松榆里，到北京西北郊区的养牛场，坐公共汽车要倒换四次车，光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多半是站着，车内人挤着人，外面的路无尽头。我记得小时候常唱一首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我不知道，那些沿途的高楼大厦，豪华酒店，巨型商场能给小宋那颗火热的心以什么样的回报？
小宋是个没有工作的人，但他那种狂热的工作态度，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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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宋不断向我传递着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他也确实见到了几个人，有承包了北京音乐厅的钱经理，有某畜业公司的王总，有某纺织集团的张总，还接触过一些台湾人。台湾人的反应比较好，多半对小宋的构想赞不绝口。而其他几位北京城里的大腕却迟迟没有回音。小宋的信念终于有些动摇了，央求我也给他想想办法。我心里苦笑：要是有办法，何至于混成这样？在这个城市，我所认识的人，大部分是口惠而实不至，我听到过最痛快的承诺，最豪迈的抱负，最热情的邀请，最诱人的远景，但是，此刻却不能奢求他们对我有一分钱的帮助。汉语里最打动人心的词汇到了他们嘴里，原来就只是个响儿。我曾经将他们的承诺打了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来决定与他们的交易或合作，可到头来发现，那些热辣得让你感动的承诺，最后的底牌只是个零！
也许是小宋的执着感染了我，我搜索枯肠，忽然想起来一个人，也许有点儿用。这是我此次来北京才认识的朋友，有过泛泛之交。他是河南洛阳人氏。那时全国性的对河南人的讨伐还没有开始。不过即便是开始了，我也自有我的好恶标准，不会管那些。此人三十六七的年纪，白面皮，书生样子，待人彬彬有礼。我在这里姑且就叫他阎先生吧。阎先生自称父亲是外经贸部的官员，他自己在澳大利亚注册了公司，现在又回到北京来发展，专门做些项目投资中介的活儿，有时也给人家“跑跑部”，也就是疏通部里的紧要关节。我看阎先生交往甚广，喝一会儿咖啡的功夫，要接八九个电话，手边还常拿着两三本厚厚的可研报告，忙碌得很。他衣着阔绰，举止不凡，不大像是空架子。在我落难之后，他就找不到我了，当然我也无颜再跟他联系。
我把阎先生的电话告诉给小宋，让他自管打着我的旗号去会阎先生。小宋说：那怎么行？你总要先吹吹风，不然他怎么肯下力气？我想想也是，就到收发室给老阎打了个电话。老阎说：老兄，怎么搞的，失踪了？不会是被绑架了吧？我说：玩笑了，谁绑我干什么？梢有不方便罢了。老阎是场面上人，便也不再问，只是奇怪地说：你这电话号……是什么地方啊，跑到郊区去了？我说：咳，一破饭店。老阎问：什么饭店？我说：叫什么……地府饭店吧？老阎便有些疑惑：有星没星啊，你就住？还有叫这名儿的？你老兄，嘿嘿，怎么神神鬼鬼的。我这才把小宋的事跟他说了，老阎说：可以啊，让他来找我吧。正好这几天有几个人找我谈投资。我没忘了找补一句：小宋现在可是不大景气，您包涵点儿。老阎立即明白了，说：嗐，你的朋友，我还能拔毛吗？我说：他可是连饭也请不起。老阎说：好说，我请他。得，不跟你说了，我还开着车呢！
两天后，小宋去见了老阎回来。我问：情况如何？小宋挺高兴，向我一拱手：老总，谢谢你啊。事情虽然没有眉目，但是老阎还是个办事的人。我心里没把握，就问：他办公的地方你去了吗？我可是跟他不大熟哦。小宋说：去啦，不错，很有派！我问：怎么说呢？小宋说：他那个小秘真不错！我有些恼了：我问你正事儿！小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还行吧。老阎说，不知道我这项目这么小，还以为是大项目呢。他手头有几个人，台湾，大陆的都有，但都奔着大的来呢。他说，要是六百万的项目，找钱还容易点儿儿，六十万，太小，人家投这点儿资嫌累。他让我等等，容他再找找。我听了，沉吟半晌，然后拍了一下小宋说：小宋啊，老阎说得对呀，你这主攻方向整个就错了！ 13
小宋两眼一放光，拽住我：来来来，老前辈！你好好讲讲。我说：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细化分析有钱人的心态。老阎不愧是老手，他说得没错，大钱好弄，小钱难套啊。你我现在住地下室，穷得叮噹乱响，想着六十万可是笔大钱。但是那真有钱的，六十万不过九牛一毛，洒洒碎。咱们光盯着大集团大公司，他们有钱是不错，但他们有没有耐心做这小买卖？人家越有钱，就越想图快，快进快出，一门心思做的是投机生意。做金融，做房地产，做股市庄家。几个月，最多一年，资金翻番，就收手！完了再找机会。谁能放到你这儿六十万？做牛扒城，最快两年才能收回投资，第三年才开始赢利，急死人了不是？再说，项目没有大小，一样的操心，饮食业的变数就更大了。这么个蝇头小利的东西，却要花这么多心思，无怪乎他们没兴趣。小宋闻听，就有点急：那怎么办？完蛋了我？就得等死了？我说：你急什么？老阎不是给你点了路子了么？去找小商人。大陆的不行，都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你找台湾人。一是懂规矩，好合作。二是作为个人投资，想拿出积蓄的一部分，在大陆找个稳定的生财之道，你这投资总额对他们来说，正好。不大也不小，他们也有耐心等你慢慢做大。磨合好了，兴许能完全放手让你做。小宋听了，精神一振：好哇，英明！老前辈，晚生茅塞顿开呀！让我再理理思路。不过，我倒想问你个问题，以前想问，又怕唐突了。你老到底是怎么回事？江湖圣手啊你是，窝在这种地方干嘛？我摆摆手说：先不说这个。人有旦夕祸福，不是主观愿望能说了算的，你就历练去吧。小宋就笑：我以前是有眼不识真人了，还以为你是猥亵了女学生，东窗事发，跑这儿避风来了。我斥道：你小子，没好话！
小宋自去重新操练他的事业，又是接连地早出晚归。他的话，触动了我的隐痛，好几天都郁郁寡欢。一日黄昏，我又磕磕绊绊地出去买报纸，路上冷不防有人从后面上来，搀住了我的胳膊：老师，您上哪儿？我一看，是露露！露露没化工作妆，素面朝天，我一瞬间竟产生了错觉，她怎么跟我那前妻年轻时酷似？有一种影子你真是到哪里都甩不掉。露露问我：吃饭了吗？我摇头。露露就说：正好我也没吃。今儿我做东，咱们走！我连忙说：不用不用。露露笑说：您老客气什么呀？我说：这不好，姑娘。都不容易，您甭管我。露露惹人怜爱地撅了撅嘴：老师，一顿饭还能吃穷了么？您瞧不起我。我说：哪能哪能，我是说……叫小宋看见了不好。露露一听，柳眉倒立：什么小宋，毛儿都没长全呢，还当自己还是个人物！我说：露露，姑娘家，别这么说话。露露竟来了倔脾气：您不提这个要饭的小宋则罢，您提了，今儿就非得跟我吃这顿饭不可！我也有点急：露露，这马路上，拉拉扯扯的不好。露露说：拉拉扯扯怎么啦，您就是我老爸还不行？我只好说：好好，我去我去，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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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扬手就要拦车。我说：就别往远地儿去了。露露说：成啊，今儿就不去马克西姆了。咱们去个近地方。此时天已渐暗，狂风骤起，沙尘暴眼瞧着几分钟内就将半个天都染黄了。我心说，怎么会这么恐怖啊？塌了天一般的架势。露露眯着眼拦下车，招呼我快上。两人打仗似地上了车，露露指点着司机，三拐两拐。从潘家园桥下来，开了还没到一站路，进了一个幽静的宾馆大院。我好生纳闷儿：天天在这附近瞎逛，却不知咫尺间竟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下得车来，走了没三步，黄沙就扬雪般地洒了一脸。坐进大堂西餐酒廊的时候，两人都快成土猴了。坐下来，候了五分钟，服务生才姗姗来迟。小伙子也不作声，甚是踞傲，冷冷地伫立等候。我从他眼里读出了一种隐隐的蔑视。这小子心里准在想，哪里来的老帮菜，还带了个没化妆的土妞？露露扫了他一眼，拿起自己前面的菜单，问：老师，您吃什么？我说：女士优先。露露就说：我要黑椒牛扒。服务生嗯哼一声，用英语问了一句话。露露眼也没抬，一摆手说：我不会英语，等会儿老爷子点菜，你再说，好不好？服务生便改用中文问道：几成儿熟？露露答了，又问我：您老来吧。我说，也一样吧。露露说，您那牙口，不行吧，要茄汁猪排吧。我说：行。又点了沙律、罗宋汤等等，露露就说：就这些吧，我也不摆谱啦，真心实意请您老吃顿饭。服务生退下，露露鼻子里嗤了一声：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雏儿？
这样的环境，我并不陌生，说来也不过才疏远了二十来天。今天却令我有骤进天堂的感觉，脖子都硬得不自然，怕人笑话。我对露露说：无功不受禄，你是有事要求我吗？露露说：老师，您太精了，我这事呢不大也不小。我心说，我一个穷酸老头，能帮她什么呢？露露说：别人都叫您老总，我认为您就是个读书人。我打小就没和正经读书人接触过。您是头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我只有一件事求您。我早晚是要结婚生子的，您先给我将来的孩子取个名儿吧。我略感惊讶，说：这还早着呢吧？露露说：我觉得您取的名儿，准能给孩子带来好运气。我惊诧莫名，感叹道；露露，我以为你是……想不到，想不到。露露笑了：您以为我是个坏女孩，也就不可能做个好母亲？我看看露露，她笑得很好看，在野性里却透出一种圣洁。叶落于沟渠啊，她是不应该受什么谴责的。一股怜惜之意在我心里油然而生。我说：这两天我想想，想好了写给你。不过，不知有什么要求没有？露露斩钉截铁地说：要带点儿书生气！
菜肴陆陆续续上来，我惊奇地看见，露露熟练使用刀叉的程度远强于我，有板有眼的。我说：好家伙，你用得这么标准？我可是不行啊。露露说：学的。有个台湾老板包了我三个月，那人心好，有耐性，把着手教我，就学会了。我心里叹息不止，问她：你做小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露露说，青春饭，能吃几年？现在就够背的了，将来更一天不如一天。攒个三五万，回家嫁个老实人，开个小店，过日子吧。只希望将来孩子别受罪，说什么也要让他多念书。
我这才发觉，露露也是个平常女性，身上也有母性的光辉。地下室虽然阴暗，但她的心并不阴暗。她那小小的对于未来的渴望，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的基本愿望。她会嫁人，会在将来的乡村岁月中老去，变成一个慈祥的老祖母。她的儿孙们，决不可能想到，他们的这位温厚慈爱的长辈，竟有过如此样子的青春。
露露见我沉思，就问：老师，您一进地下室，我就看出来，您是个好人。我和我那姐妹议论过您，我们不相信您能干坏事，但又想不通，您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住地下，是应该的，您是真不该住在这儿。我沉默了一阵儿，对她说：我倒霉，一不是因为钱财，二不是因为女人，我是书读的太多了。露露笑了：得了，书读多了会倒霉？我说，古人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我送你两句话，以后教育你的孩子，那就是，小时要读书，长大莫读书。读书别当真，只当磨光阴。露露惊异地问：为什么啊？我说：因为咱中国的事儿，和书上说的不一样！露露说：那您是……我说：我是个老总不假，但我是吃饱了撑的理想主义者，一边经商，一边还读书，一不小心读进去了，读傻了。以为文化是个好东西，把什么都不要了，一头扎进北京来，想过一过文化生活。哪曾想，活活做了这地老鼠！露露见我有些激动，连忙说：老师，咱不说这个。您虽落了难，可谁也不敢把您瞧扁了，蛤蟆也会有翻身的时候，何况大活人！我说：你可要记住，将来养的是姑娘，可以让她上大学，若养个小子，高中足矣。要幸福，当官经商都是路，就是莫读书！露露此时有点儿慌了，起来搀着我说：您吃好了么？咱们回吧。
落地窗外，沙尘暴仍在肆虐，路灯昏黄一团。我走出门，感觉沙子打在脸上的感觉，很痛快，痛快极了…… 15
外面风势小了许多，但仍是黄尘满天。坐在出租车上，能听见风掠过高楼时发出的呜呜哀鸣。露露坐在前面，扭过头来说：您刚来的时候，逗乐着呢，他们说您是摸了女学生的乳房，没处躲了，才跑这儿来的，我可不信。我脸一红，对露露说：都是小宋胡说八道！露露说：那天上您屋里去，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了，您要是动手，我就乐不得的，赚个饭钱；您要是不动手，我就算认识认识您。哪知道您那么大岁数，还腼腆着呢，眼睛都没处搁。我心说，哪有这样的老流氓啊？我实在止不住乐，对露露说：行了吧，姑娘，甭说了。露露又说：您这种老男人啊，最好，人家说是什么来着？极品。最会疼女人了，做爱也温柔，还要一边放着小提琴曲儿呢。露露的话，说得开车的“的哥”瞠目结舌，连连侧过头看她。露露就说：怎么样，哥们儿？我说的没错儿吧？
刚刚通过潘家园桥，司机猛地踩了一脚刹车，喊了声：哎哟，怎么这么多“雷子”啊？抬头一看，只见马路上站着一群穿新式黑色警服的警察，其中两个还挎着微冲，领头的一个正示意停车。我一下挺起身来：怎么回事？露露看了看说：没事儿，抓通缉犯的。停顿了一下又对我说：我要是有什么事儿，麻烦您告诉我那姐妹一声。
车缓缓停在路边，一个警察走过来，弯下腰看了看车内，说：请两位下来一下。下车后，我和露露被分开，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盘问了一下，我应对如流。盘查露露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他问了很久，然后将头一摆，示意露露：你，跟我们走一趟。又对我说：老同志，没你事儿，你走你的吧。露露稍有些犹豫，警官喝了一句：走吧！露露便说：我要付车钱！她两步跑到我身边，从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我，压低声音说：告诉我姐妹，是****的，赶紧找人“捞”我。随后，她步态从容地走向了路边一辆警车。
松榆里地下旅馆的这个夜晚，注定了要极不寻常。过了半夜12点，当鲁花要锁大门时，小宋也没回来，这是绝无仅有的。老板懊悔莫及，坐在床沿上，一个劲儿用手拍床板：坏了坏了，怨我，心太软、心太软哪！我劝慰他说，情况还不明，先别急，等等再说。一会儿，小电工拿备用钥匙开了小宋的房门，上来报告说，东西都还在，好像不是跑了。我也替小宋打着保票。老板咬咬牙，亲自下去，把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住客撵了出来。那两人苦苦哀求：您看这么大的风，黑灯瞎火的往哪儿去？老板吼道：爱哪儿去哪儿去，火车站，医院！都是你们这帮盲流惹的祸，走吧走吧！
喧闹平息过后，地下室所有的屋子都门户紧闭。走廊里悄无声息，能清晰地听到水房的滴水声。一声声，一声声，空寂而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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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那姐妹倒也镇静，只是有些疑惑：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这个露露，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她就是粗粗拉拉，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那姐妹想想，说问题不大，马上就能办，捞得出来捞不出来，得看运气。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猛打了一气电话，自去忙着“捞人”去了。
这一夜，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小宋和露露的影像，交替在梦中出现，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早上醒来，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第二天，又在期待与失望中捱过，两人都是音信皆无。老板吩咐电工，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暂存在电工房里。他一整天铁青着脸，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若小宋真的跑了，这花脸乎哨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估计自能应付。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跑了，是绝无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不过，他又能犯什么事呢？
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一下就失去了生气。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觉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其相似，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他们突然一走，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丝丝缕缕，都让人怀念。
趁着这个空当儿，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往事很多，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与地下室实不相干。但有些事，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不可不提。我十二年前南下深圳，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卖命多年，辗转流徙，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了脚跟。老板器重自不必说，而且由于性情投契，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几经荣辱沉浮，已成兄弟一般，公司产业有我一份，已是笃定之事。
古人常讲“满则溢”，“物极必反”，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那几年，海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我们无事可做，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结果就在原地蹉跎着。炎夏日长，我无以消遣，千金买笑、笙歌宴饮的事，也不多了。一是鼎盛期已过，诸事要顾及长远，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二是经济萧条下去，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令人无甚胃口。忽然一日，路过书店，进去逛逛看，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随手购得几本，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读得痴了，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人人都在捞钱，我居然能关门写诗，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直到老婆忍无可忍，移情别恋，与一笃实汉子定了山盟，要去共创小康，跟我摊牌谈离婚了，我才如梦方醒。男人之痛，莫过于此啊。我激愤之余，胡里胡涂就下了海，从此手不碰卷，只拜孔方。一晃儿十年过去，我既视婚姻为畏途，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却也享尽浮世繁华。中间妙趣，这里已不宜再说了。总之是孑然一身，花天酒地，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老五。
待伤痛渐愈，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尤其那日本的小说，委婉细腻，韵味深长，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我在公司是元老，半个家由我当着，行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即使老板对我，也格外宽容。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重新做起了文学梦。上班时间，堂而皇之，或写小诗，或写散文，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竟每发必中。我欣然面有得色，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却以为是天生我才。偶有斩获，便向职员吹嘘一番。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又惧于我的权势，自然附和说好，我便越发的不知斤两了。
直至有一次，我浏览报纸，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便头脑一热，想去一睹名人风采。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某晚，命司机载我去学院，混在青年学子当中，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不想，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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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之先生侃侃而谈，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话题不知如何，就转到有偿报告文学上去了。先生语气骤然激愤，他说：自古以来，文章乃担道义之事，谁见过有拍马文章能流传下来？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但就是诗圣杜甫的《大鹏赋》，也难以流传。至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更乃骇人听闻。文章书册堕落到此，不如直接去印钞票。古今中外，名著万种，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文人既然从文，当是不屑于龌龊事，如要龌龊，又何必舞文弄墨，直当婊子去算了。
先生虽不是在说我，不知为何，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简直顶天立地，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小我”来。先生演讲完，学子们蜂拥而上，东问西问。我两手空空，无以为敬，只好挤上去，双手递上名片一张。先生接过，看了，貌谦而实倨，微笑道：对不住，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我听了，顿时无地自容，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红了脸，支吾两句，便落荒而逃了。
那晚回来，我失魂落魄，晚上竟一夜未眠。先生之高风亮节，衬出了我的渺小。不要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现下的所谓公司，大多其实是小朝廷，老板坐上大班椅，感觉就是在做皇帝。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脊梁的臣子，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我历练多年，已深谙此道，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先是鞍前马后，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不忘表功；办砸了，则死不承认，能推责任就推，推不掉就强调客观。老板生性粗疏，懒得过问细事，竟事事都交给我办。我小心从事，决不违拗，总哄得老板高兴。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员，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实在低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传到了老板耳里，下场就是走人。而我韬晦有术，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以为取我而代之易如反掌，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每每为了邀宠，便向我发起攻击。我则先行忍让，从不逞匹夫之勇。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则不免大意，行事必然乖张，露出些破绽来。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有那好事者，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老板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这才施展反击，痛陈此人之不可靠，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此，屡试不爽。久而久之，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于是纷纷向我示好，我则将他们收为心腹，或给予好处，或帮忙遮掩过失。职员们自是感恩，在老板面前，只说我乃是少有的好人。老板越发认为他没看错人，我这宰相也就当得更自在了。从此大家不再叫我副总，而改称“某大人”。我心里只笑，大人之所以是大人，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中国宫廷史罢了。
上述种种，现在想来，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现在，我不以为耻，反倒沾沾自喜。人要堕落，为何竟如此之快？想了一晚，早上，我叫来司机，载我至海滨，看了大海碧涛良久，终于问自己：人，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 18
自那以后，我订了《读书》杂志和《中华读书报》，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九十年代的后期，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比如“人文关怀”、 “精神家园”、“坚守理想”。这些东西，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我想，我的精神，确实脱离了家园，游荡得太远了。我们这个公司，在九十年代前期，曾在三年内，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这些钱，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寄生虫。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变成了杯盘狼藉，变成了一片荒草。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只有荒淫无耻，才是真的。
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我每天仍在上班，做计划，发指令，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年学。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得数让我目瞪口呆：我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学的人，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终生难忘。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有那么一段时候，我耳边总是恍惚能听到13万个孩子的饮泣声。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就是挥之不去。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我只知道：我们已经罪恶如山！
终于，我跟老板摊牌了：我要走。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一天。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他掩饰不住惊奇，说：你干嘛要走？这公司不就是你的么？你要到哪儿去？你还能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去搞文化。老板说：在公司你有房有车，我待你像亲兄弟。这两年是不大景气，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好运就在眼前。我问你，你到底要什么？我说：人各有志，并不是你对不起我。我此去决不是为了钱。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公司现在需要钱，我还给你，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老板拍案大怒：你疯了！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我说：北京我有朋友。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你，你，你老糊涂了，朋友还靠得住吗？我说：我相信靠得住，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板无言良久，突然爆发了：好，你走吧！走啊！我不要再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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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远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在九十年代，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且不能为人所理解。
我走的时候，完全是低调处理。老板未再挽留，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我遵守了我的诺言，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作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是啊，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是机器上的主轴，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没有我，办公室该怎样运转。最后一晚，我坐在别墅凉台上，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悉簌作响，许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他憨厚寡言，跟了我多年，这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路上闷闷不乐。在机场，托运完了行李，我跟他作别，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说不上了。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问了一句：副总，你没有什么事吧？我忽然有些伤感，握了握他的手：兄弟，回吧！
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我飞向了北京。我知道，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前程多有不可预测处。我所有的财富，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陷入了绝境。不要说实现人文主义理想，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老黑和老白。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认识的，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我在南下深圳之前，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与两人过从甚密。这两人，可说是“老北漂一族”，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试图用文学换饭吃。我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的主编大人。我南下后，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每次去北京出差，总要去看他，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到了九十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两人突然间暴发了。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玩了几次资产重组，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进而做书、买电视台广告时段，斩获甚丰，也是一俨然小富。
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以共襄大计。提起当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都不胜嘘欷。老白说：你来吧，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你来当主编，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老黑说：你早该来，在南方混什么，我这里钱虽不多，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你我谁跟谁？明天我去方庄小区，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所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有骆驼不说牛，满嘴跑火车，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二是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简要的情况是：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而且即使谈下来，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左右不了人事权。从我到北京之日起，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说：这老板是咱哥们儿，你先住着，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完了你让他找我要。方庄的那房子，嘿嘿，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你先绷一阵儿。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老白说，他正抓紧“跑部”，争取把周刊拿下来。老黑说，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他要去安抚安抚。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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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也决不会想到是这种状况。头几天，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有时候去故地重游，看看八十年代住过的老地方。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姐们儿，她叫潘婷。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后来到英国牛津去晃了一晃，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专门培训CEO.眼下已颇有知名度，即便大集团的老总在她面前，也要虚心聆教。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干练，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她现在诸事顺遂，为人妻母，豪宅别墅置下各一套，自己开了辆宝马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连带着叙旧，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是我先客套了一句：如今你是大忙人了。潘婷淡淡地说：可不是，下了班也要应酬。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不去总不好。我问：活动很多吗？她摇头：一般的我不会去。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我都对他们说，不开奔驰的，不要来找我。我不由一怔，潘婷笑笑说：你当然不同，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我愿意跟你聊文学。我叹道：潘婷啊，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潘婷就说：什么阶级？我不这样认为。不开奔驰，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没法儿谈。谈到我此行的目的，潘婷很羡慕：搞文化，写作，多好啊！我现在还停不下来，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安心写作。我说：那好，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潘婷略想了想说：人哪，上去就下不来了，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告别了潘婷，我在想，在我们这时代，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
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回答永远是：再候候，快啦。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电话时开时关，不容易联系。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叫服务员开门。服务员说，你这房早到期了，我们老总说，没他的话，不能开门。我打了宾馆老总的电话，问他：你什么意思？撵我走吗？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宾馆老总说：不是那个意思。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这人就不露面了，怎么回事啊？我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你还是催催吧。门马上就能开，可明儿又怎么办？我给老黑打电话，电话关机。给老白打电话，老白说：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你再忍忍。我挂了机，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两个朋友，谁也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只是我搞不明白，既然如此，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难道说话是不用通过大脑的？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就算完了？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你疯了，朋友还能靠得住吗？是啊，我的弃商从文，竟是这样一个结局，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永定门桥上，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终于明白：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都市里，我已经被遗弃，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我当初放弃了公司，实际是放弃了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它无关道德，只是个现实问题。现在，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片坚实的土地了。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对文化的膜拜，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情之上，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 21
当我在和潘婷闲聊时，多少还带着点儿悠闲心态。几天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了自己将赤裸裸地抵挡漫天的风雨。绝境唤起了我内心一种近乎原始的求生欲。在永定门桥头，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庞大的都市社会甩出来的人，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我该怎么办？
当一切成为往事之后，当我在这里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也许可以冷静地分析，我那时的抉择有哪些得失。但是身处旋流之中，每迈一步，或是生，或是死，一个人怎能有充分理性的思考？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进行，我几乎是依靠本能在行动。
当然，也可以说，当时我还不是处在渺无人踪的荒岛。我可以向老板说明真相，再回到老地方。我也可以想潘婷求助，先获得一个喘息之机。也许今天看来，这两个办法才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我恰恰就没有那么做。为了自尊，也为了尊重他人。我固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失败者，但我决不能给老板留下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形象。我知道，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我所遭受的厄运就是对我的惩罚。对潘婷，则要更复杂一点。多年来，我们互相尊重。我一直感到，她对我来说，更像一个成熟了的邻家小妹，一个久别重逢的中学旧友。一种不带杂质的相互信赖让我们心里熨贴。她傲视她周围圈子里的某些大人物，但与我却保持着精神平等。我极为珍视这种完全超脱了功利的友谊。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向她伸手借钱，或打什么依附于她而发财的主意。之所以如此，除了自尊以外，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恐怕是为了在心里保住这样一份纯净吧。
就这样，我开始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经历。从安定门打车把东西运到松榆里地下之后，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只有一千多一点儿了。海南带来的电话卡费用也马上就要用光，我停掉了电话。从那天起，熟悉的人谁也再找不到我了。
我余下的只有一个念头：要找工作。时间是春节刚过，并不是谋职的好时机。我把此次滞留在北京的时间定为两个月，因为我靠这点钱最多只能维持到四月下旬。在两个月内要是一无所获的话，就只能向命运低头，去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我第一次感到，命运给予穷人的机会是何等的少。这世界永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百万英磅》里面的奇迹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每一笔小小的支出，都像绞索一点点在勒紧我。我写了简历，要自己掏钱去打印，要买报纸来查找信息，要打公用电话去询问单位的用人要求。这些事情，过去在公司的时候，我的概念里是根本不要钱的。而今天，就是这么一点点支出，就让我像剜心一样痛。我只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镇定，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看着地下室里的灰色人群，我想到，我不过才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而那些人，是常年累月这样熬过来的。是什么信念使他们能把这种非正常生活当做正常日子来过？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能算是人生吗？
精疲力尽地跑了几天，我很快明白了形势的严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正在成批地被逐出社会主流。没有过硬学历，没有电脑技能，没有三十岁的好年龄，想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里找到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位置，也是梦想。我去过几个杂志社，写过一些策划书递上去，一些精明或昏庸的办公室主任接待过我。我看到的，只是惊奇和怜悯。环视那些杂志社阴暗的办公室和破烂的桌椅，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海南的公司，觉得现下的情况很荒诞：我是为了精神的尊严而离开海南的，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样破烂的地方来看人脸色？有什么必然理由要来承受这样的屈辱？难道是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吗？“正义”、“人文”、“精神家园”，现在还有谁能来帮我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我就像鲁迅所说的鲜虾，被投到滚水里，结局只有活活被烫死。
退之先生，你害我不浅！你现在可以优游卒岁，因而说一些激愤之辞是不用付代价的。如果谁真诚地听信了你正义的感召，离开了“罪恶”，那就是我今天的下场。你的说教，你的大作，现在能帮我什么忙？现实比一叠纲领更有说服力，我不是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我不能忍受的是这求助无门的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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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断断续续跑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意识到，再跑下去是徒劳无益的。无非是再多看几张冷漠的脸，多忍受几回不耐烦的白眼。每天回来，从潘家园站下了汽车，走回松榆里的路不过才两公里，那坚硬的柏油马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如果每天能回到温暖的家，那无论多么繁剧的奔波可能都会烟消云散。然而，我只能走向地狱般阴冷的囚室。外面有阳光，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地下室里可以安顿你的身躯，但四堵无窗的墙有把所有的希望隔在了外面。
一星期后，我终于停止了奔跑，从一种赌气的状态中冷静了下来。我认真分析了跑过的几个地方，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能够得到普遍的赏识，那么跑十个单位与跑一百个单位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我真的成了百无一用的废品，我就是跑上一百个单位也没用。我跑过的几个地方，是经过挑选的，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但能否被录用，变数实在太大了，甚至，连主事者当天心情的好坏都能决定我的命运。“一切都是天注定”，汪明荃的粤语老歌已经唱了十几年，今天，我觉得它是千年不易的真理。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拒绝我，也也都没有回音。我叮嘱了鲁花，凡我的电话一定要马上叫我，我不在，就一定要问明对方是谁。可是，北京，这个巨大的深水潭，好像永远不会因我而泛起一个涟漪。我渐渐地平静下来，如同判决了以后的死囚。一种奇怪的安宁从我心底浮起来。每天，我不再期待那个将不知从何处打来的救命电话了。这个庞大的城市，你就欢乐吧，滚动吧，喧嚣吧！我，一个疲惫而衰老的外地人，匍匐在你的地底，正慢慢地被腐蚀，直至死去。
我想，死，也不过也就如此了。临死的人，还能比这更绝望或更痛苦吗？一个儒雅的人说过，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死就是大休息。我一生中用来奔跑的时间太多了，今天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中午，和暖的早春阳光普照在松榆里静静的小街上，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看着那些从身边匆匆走过的中小学生。生命在他们身上才刚刚绽放，他们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也会有同样的厄运降临在他们开始衰老的躯体上。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朝前走，世界是在他们的前方。我在他们后面缓缓而行，我已耗尽了气力，世界是一个在我身后很遥远的过去。所有的憧憬与欢乐，都变成了远去的尘土。
前面有一个商场。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我走进去。书架上，有一排精装本的外国文学名著。我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它们光滑的书脊。一个个亲切熟悉的书名跳进眼帘。它们是老朋友，是我精神上的老相识。我在内心跟它们打着招呼：喂，你们还好吗？我的手停在了歌德的《浮士德》上面。这是一本我年轻时没有来得及读的书。我们在繁华的人世匆匆而行，错过了一些好风景。我们前行，至今毫无收获，却永远错过了这样不能再现的好风景。现在，我可以休息了，我要来做那些永远来不及做的事。我抽出《浮士德》，买了下来。一本已出版了六年的书，静静地躺在小书店里，满是灰尘。今天，它落到了最应该得到它的人手里。我要休息，要看一看，那位孩子气的浮士德博士把灵魂抵押给了什么样的梅斐斯特？
回到小区院里，在石凳上坐下，膝盖上放着又厚又重的《浮士德》。院子里黄色的迎春花开了，开得有些惊艳。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生出这样多绚烂的花朵，真是美得有点凄凉。孩子们陆续从水泥路上走过，上学去了。多少年前，我也有过这样的年华，有过这样无忧的笑。那时的阳光，也是这样灿烂吗？一个学前儿童从不远处她的奶奶身边跑过来，坐在我身边，稚拙的手拿着一本彩图读物。她极其认真地在一遍一遍地念：“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朗读声颤抖而清脆，在春风里飘。良久，我听见小女孩在对问我：“老爷爷，你为什么哭了？啊？”
我收回神来，连忙抹了一下眼角，说：“孩子，爷爷是高兴。你念吧，念吧。”
小女孩有些焦虑地拉起我的手：“爷爷，你回家去吧！”
我心里涌起一种宏大的慈爱，抚着她的头：“孩子，爷爷的家，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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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宋和露露离开地下室的这些天，是我精神上最为困顿的日子。当“等待”成为活着的唯一要义时，时间的推进是没有意义的。每天都是一样。我期望能有令人狂喜的消息传来，也恐惧最后等来的只是个终极判决。所以，我既渴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又希望它最好慢点到来。这种矛盾心情，我没法说清楚。支撑我熬过来的，是我每天必做的两件事：看《浮士德》和端详我过去的女友亚倩的照片。它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另外的时空。
亚倩的真名其实不叫亚倩。当年她只有24岁，是个活活泼泼的小女孩，现在算来应该是36岁了。她嫁了人，生了个儿子，仍是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为了女人的自尊而忙忙碌碌。她的名字很美，跟那时她给我的感觉一样。她叫清逸，我想，现在公开讲出来也无妨了。这个名字，我有时会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在心里呼唤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给她照了不少照片，留下了她最美的时刻。在我床头镜框里镶着的，就是当年在深圳湾一块小草坪上照下的。南国下午的骄阳，棕榈树，清逸的长发与欢颜，现在看起来真是天国的景象了。那时我们手携手地沿一排欧式铁栅栏走向海边，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竟欢快得像个孩子。我想，我后来始终未离开南方，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她吧，尽管已没有了任何意义。我不过是想，这样离那段生活能更近一点。现在，我的小清逸已经是中年妇人了，我不能想象，娇小玲珑的她，变成妇人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已经老去。青春飞扬的时候，是想不到会有今天的。
《浮士德》也是能够安慰我的一个伙伴。我慢慢地读它，走进了一个奇诡的世界。我的灵魂，从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脱离了出来，遨游于天际。我在揣想：能写下这部大部头的人，能译出这本书的人，他们在书写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能如此执着地探索心灵的游离与归宿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翁。他们奢侈得起。是他们用优雅的智慧，点破了人类的悲剧——梅婓斯特这个鬼精灵的恶魔，带了天真的浮士德在走。眼盲的浮士德耳里听到的是壮丽的开掘之声，他永远不知道，从他脚边到天边，铺开的只是一无所有的荒凉。
日子慢慢在捱。水房里的滴水声好像是人血管里的血在一滴滴流光。我度过的是一些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的时光。
隔壁的两个唐山小伙子理解我的苦闷，常来打听：宋哥有消息吗？我注意到，我住进来不过短短几天，两人的脸上竟有了些许的风霜感。某日傍晚，那个大的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拉住我说：老总，我们做了饭，走，一块儿去吃。我不忍心，连忙推拖道：你们吃，我等下出去吃。小伙子不由分说，拉了我就走。小屋里，电炉上炖了一小锅菜，浓浓的肉香溢到走廊里。我很惊讶：怎么，改善了？小的那个站起来，喜极而泣的样子说：老总，我们拿到钱了！我们拿到钱了！我也很高兴，忙问道：是有业绩了吗？大的说：不是。是做满了三个月，有了底薪了。我问：有多少呢？他们答道：四百。我说：不错，要是一直没业绩，也给开吗？大的脸色有点黯然，摇摇头说：不是，再有三个月没业绩，我们就只能走人了。我听了，默然无语。两人没有察觉我的心态，很热情地拉我坐下，劝着：来，别客气。多香啊！这顿饭，我没有吃多少，只推说晚上还有饭局。他们频频地给我夹肉。我边吃，边就有些哽咽。他们，这是在吃自己的肉啊，而我……我放下筷子，一口也吃不下了。 24
在小宋失踪四天之后，我才忽然想起，应该跟河南人老阎说一声。老阎仍然是一边开着车一边接电话，他说：你那朋友，说好的跟我联系，怎么人影都摸不着啦。可急坏人了。我只好掩饰说小宋临时回家了。老阎说：这么办事可不行，事都耽误完了。前天有一台湾人，看好了牛扒城项目，要谈。嘿，人都找不着！人家说了，和这样的人还怎么谈合作，算了。我说：算了就算了吧，就算你看我面子白忙一回。人都有三灾八难，谁都绕不过的。老阎很警觉：老兄，咋这消沉？不是有了难处吧？我说：哪的话，没有。老阎说：你我虽是新交，可不要见外，是不是缺钱了？缺就说话，借给你我放心，借给别人那就是白送。这北京城，我就没遇到一个还钱的。我说：我不缺，我缺的，你也不见得有。老阎笑了：你呀，天马行空啊，我这思维跟不上你。得，哪天咱北京饭店喝咖啡吧。
小宋错失了一次机会，但我还是为他庆幸，老阎不是在应付。难得他在大生意的空隙中还留意了这件小事。大奸大恶我们见的多了，已经不以为怪。人的小小一点善心，反而让我们不大敢相信。我想，只要有老阎的这份心，小宋的成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许，他能撞开的唯一的一扇门，就在老阎这里。
我不由想起了老黑，心里痛。在等待录用回音的时候，我抽空去了一趟方庄小区。我想要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了不得的许诺，值得老黑背信弃义一回。看过后，却很失望。这里好像也是个拆迁安置区，并不是什么豪宅。看样子修起来已经有些年了，房子略旧，草坪也不干净。我懂了：老黑并不是因为承担不起吹牛的代价而食言的，而是根本就不想兑现这诺言。哪怕就是市郊的一间平房，他也不会为我白白掏钱的。如今，朋友也要有用。可是，老黑过去，并不是这样的。80年代的时候，拿到一笔小小的稿费，他都要和我还有老白分享。那种有福同享的喜悦，是可以掏出心来的。现在，在他名下说起来有2亿多的资产，一日两餐吃在外面，每顿起码要两百多，他却不会再为昔日的朋友割一片肉下来了。
我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了。老黑，就让他守着自己的奶酪沾沾自喜吧，他还不懂得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也许以为，财富可以万年，良心一钱不值。可是，他这种人，哪里会想到，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哪一家哪一户，是今天还能靠着五十年前的财富过日子的？
我走在方庄开阔的马路上，心情渐渐好了起来。一种处境，你可以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我固然是前有险阻，后无退路。但在这个不知还有多长时间的等待中，我也是个完全超脱了的人。我不用向任何人负责，我没有任何社会身份，我不用向上司谄笑，我不用“朝九晚五”地奔走，我还可以在路边铺张报纸，无牵无碍地晒太阳。我是自由的。这就是自由啊。“自由”这个词写在纸上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那些曾使我心仪不置的的少壮学者们，你们所说的自由，它不在别处，它就我这里。我正在尽情地享用它。
我现在唯一的牵挂，是小宋和露露的命运。这已经是春天了，阳光很美，杏花和梨花次第开放，就像朦胧的云团飘起在墙头。路上的陌生行人都没有什么心事，他们的脸上有微笑。你们两个人，此刻能看到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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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不是我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天，但是我始终觉得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早春的北京，天很蓝，看起来是没有尘土的。上午，我走出小区，要去使馆区北面的京东大厦去面试。一家由公司包下来的杂志，我今天要见的是公司的老总。
在长城饭店下了车，过天桥，到京东大厦只有几步路。我在公车上，一路打了无数遍自我介绍词的腹稿。但是，当我走进京东大厦时，我就知道了，这次面试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完全来错了地方。就像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大堂里，电梯上，出入的都是二、三十岁的白领精英。因为日常环境的熏陶，神态全不似凡人。在严酷的商业圈里，35岁以上的基本就是废物了，我这个等量级的，等于是老爷爷，恐怕只有管理这个大厦的老总才会与我相仿。
公司在二十几层楼上。穿过几个办公室，我被带进了总经理室。房间里的气氛我很熟悉，华丽，优雅，坚实。老总是个年轻人，温文尔雅。他把我的简历找了出来，看了一会儿，提了几个问题。比如，能否掌握电脑，有否发行网络，组稿能力如何，有何前瞻性考虑之类。我回答完毕，见他脸上稍有失望之色。斟酌了一小会儿，他说：这个杂志，过去投入的太多，现在人手不能加多，却要咸鱼翻生，全面提升它的状况，所以需要有一个前卫的、多面手式的主编。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显然这工作不大适合您。我刚要说话，他却又说道：我决定请您来面试，不是因为您简历上的情况符合条件，而是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昨天在想，您来求职，一定是有您的把握。我敬佩您的勇气，所以想过，只要稍稍接近我们的条件，我就会优先考虑您。但是……我打断了他，说：我理解，我过去也是坐在您这种位置上的，但是我没有您宽容。他笑笑，说：您别太失望，北京的机会多。不过，您让我悟到了一些新东西。我刚要起身告辞，他忽然又很诚恳地说：咱们说一个题外话，我对您这个年龄的人，不怎么了解。我家里，我的同事，还有我过去的老师当中，都没有您这个年龄的人。我有时候想呀，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上哪儿去了？我反问他：看过《骆驼祥子》吗？他疑惑地点点头。我就说：这一代，都在长安街蹬三轮呢。他一愣，双手撑着大班台，仰头大笑。笑罢，起身与我握手道：谢谢，认识您，挺高兴。他将我送出总经理室，跟办公室里一位胖胖的小姐低声说了两句，便对我说：好吧，老同志，回头见，让我们的于小姐送送您。走到电梯口，我对于小姐说；姑娘，您就甭送了。于小姐友善地一笑：我得送您下去，老板的话，我得执行。下到一楼，我正要跟她告别，于小姐却指了一下另一边：老先生，您这边走。她带我走过一个玻璃走廊，拐了个弯，不像是通向外面的样子。我就问：我们要到哪儿去？于小姐说：老板说了，您这阵儿回去，准赶不上饭时，让我带您去吃工作餐，完了再走。我停下了脚步。小于有些惊异：怎么啦？我此时也在想，是啊，怎么啦？我的尊严不想去，我的胃却很高兴。好吧，好吧，我继续向前走去。
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白领食堂，比麦当劳也差不了多少，白领们排着队，从领餐台前依次走过，挑选自己想要的菜和主食，最后还有饮料——牛奶、橙汁、可乐、豆浆，可以任选，然后在收银台刷一下专用卡，就结了帐。
我端着满满一托盘食物坐下，小于也端了自己的一盘坐在我对面。我吃得比较快——自打住进地下室后，我还没放开肚子吃过，包括露露请我的那回。小于吃得很斯文，泛泛地跟我聊着，哪里人啦，住哪儿啦，什么时候到北京的，等等。我已经吃完了，撕开纸巾刚要擦手，忽然心里涌起了一个我一生中最卑劣的念头。我问：小于啊，这顿饭不是您掏钱吧？小于说：不是，我拿的是公司专门接待外人的卡。我说：那我就……再吃点儿了？小于迟疑了一下，满面笑容地说：您看，我都忘了这个碴儿了，我再给您打点儿吧。
饭后出来，在大堂里，小于跟我握了握手说：老先生，您慢走啊，有时间再来。我说：姑娘，谢谢你了，也谢谢你老板。我不会再到京东大厦来了。小于眨着眼，站在那儿没动，一副非常纳闷儿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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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厦，来到路口，东三环上正气势磅礴地涌动着车流。我看见了路对面有一座坚实墩厚的大厦，透出不事张扬的富贵气。潘婷的办公室就在那里面。它叫什么大厦来着？莱温斯基酒店？莱温斯基大厦？不，不对。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啦。我远远地看着它。我知道，它楼下的小花园入口处有一块牌子，写的是：专用花园，非本店住客请勿入内。没有岗哨，没有铁丝网，所有的门都是温柔地敞开的。但是，你不能进。
我走上过街天桥，俯在栏杆上看，莱温斯基大厦仍在我的视野里。脚下车流如水，哪些是潘婷那些朋友们的奔弛呢？从天桥上走过的，都是些漂在北京的打工族。莱温斯基大厦的人，是从不走过街天桥的。专用的路，会送他们直接走进天堂。
我在桥上，忽然想起了一件与此时此地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18岁那年，我在乡下，深秋的夜里蹲在野地里“看青”，也就是守护着已成熟的庄稼，以防被人偷盗。有一夜，天很冷，我蜷在谷草捆的缝隙里，露湿衣衫。谷草的霉味儿浓浓地包裹着我。半夜里，邻队的一个看青汉子找到我，压低了声音说：小伙子，别硬挺着啦，到我家睡会儿吧，没人看见。在黑暗中，汉子摸回了家，叫醒了老婆：别点灯，我把七队的**领来啦，在咱家睡一会儿。城里的孩子，瞧可怜的。朦胧中，他老婆坐起来，但猛地又缩了回去，不好意思地说：我就不起来啦，没穿衣服。接着又吩咐老公：把柜里那条新被拿出来，给孩子盖吧。汉子诺了一声，拿出被子来，对我说：这是来亲戚的时候盖的，干净。你睡吧，天傍亮我叫你。那一晚，我睡得香，新被子浆过的被里散发着香气。那女人的模样我看得不大清，也不过只有二十五六的样子，其实不该叫我孩子的。往事如烟，在繁华的街头，这些记忆猛然地冒出来，毫无必然逻辑。如今，不会再有人叫我孩子了。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也早该老去了。我们都在老去。
那注定了是我忘不了的一天。从京东大厦回来，我去收发室交房钱，之后又坐了一会儿。天完全暖了，大门口的棉门帘被取掉了，暖风直入。收发室里静悄悄的，老板躺在鲁花的床上睡午觉。鲁花坐在柜台后，对着镜子拢头发。她把铁发卡咬在嘴里，专注地看着镜子，样子很妩媚。我拿起一本柜台上的旧杂志来看。这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一本80年代的《读者》，那时还叫《读者文摘》呢。我随意浏览着。鲁花拢好头发，看看我说：念过书的人，就是好啊。我说：有什么好？鲁花说：瞧您啊，不用工作，闲呆着，多好。我说：你也可以呆着嘛。鲁花就笑了：我要是呆着呀，全家都得饿死。我说：我是找不到工作。鲁花说：瞧您说的，您是不想干。这北京城这么大，还能没您干的工作？我一时无言，想起了过去在公司，只恨每天的工作都是枷锁，恨不能永不上班。但是现在，我渴求的就是这枷锁。谁能给我这副枷锁呢？谁能够？
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外，不一会儿，大门哐啷一响，一个声音飞了进来：我回来了！
我和鲁花同时站起来，老板也醒了过来。是露露回来了？
收发室门被推开，果然是。风尘仆仆的露露走进来，后面跟着她的那个姐妹。露露看见我，百感交集。她抓住我的一只手，激动中说不出完整的话来：老师，老师呀……我连忙安抚她说：回来了就好，是放的，还是捞出来的？露露的姐妹说：亏得您送信儿，都送到遣送站去啦，捞了三回才捞出来。我问：姑娘，在里边，还好吧？露露眼里慢慢涌出隐约的泪光，咬了咬下唇，说：挺好，真的，挺好。就是干活儿……就是……她突然控制不住，扑在了我的身上，双手死死的抓住我，头靠着我的肩无声地饮泣，声音压抑而又凄楚，一面呜咽着说：我，就是……想妈啊……想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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