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则徐的勤政清廉
论林则徐的勤政清廉作者：萧致治
林则徐在40年的宦海生涯中，无论在何地，也不论做何官，对于国政民瘼，无不殚精竭虑；他严于律己，廉洁自持，其清德在清朝官场中尤属难得。
一、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
竭诚尽力，随事加倍认真，是林则徐勤于政务的突出表现。清朝统治到了嘉庆道光时期，官吏不理政事，疲玩成风，已成“不治之症”。(93)这些人“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94)生长于这个氛围中的林则徐，不为流裕所染，“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95)“一切谳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96)他常常是“昧爽视事，夜过半方息”。(97)
林则徐做京官期间，当过会试同考官和乡试正副考官。为了选拔真才，每个考试环节他都十分认真，评阅考卷尤其细心。“凡头场四篇，逐篇皆有批语；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累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者。”⑥据1816年他出任江西副考官的《日记》记载，自八月初六日进入贡院，到九月初九日发榜，他闭门谢客，住在贡院奎宿堂寸步不离。为了防止考试题泄密，他自写考题，传令刻字匠工进堂刻板，随后会同各帘官通宵监督印刷，从头天下午到第二天早上，直到将1．1万份试卷交给监临官。整整忙了十五六个小时，才得入室补睡。为了不屈抑人才，他从八月十五日开始评阅各房帘官荐卷，直到三十日才把451份荐卷批阅完毕。考生每人头场4篇作品，每篇都亲笔写出批语。并于九月初一二日调阅二三场考卷相互比较，再发交各房查对。九月初三至初六日，又以4天时间点阅落卷，居然在落卷中发现第21号，“诧为异才”，马上补行录取。发榜之后，始知这份落卷是“素有才名”的周仲墀。经过这样慎之又慎的评选，榜发之后舆论反映很好，“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⑦
评阅考卷如此，对待其他工作亦莫不如此。1824年冬，林则徐居家服母丧还只3个月，苏北洪泽湖高堰决口1万余丈。湖东边的宝应、高邮等10州县均遭水淹。随着高堰决口，淮河水位下降，洪泽湖的水深仅5尺多，给漕运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清廷特命他“夺情”前往督修堤工。在督工的数月中，他几乎每日都穿着孝服出门查察堤工，风雨无阻。“工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画无倦容，雨后徒步泥泞中。”⑧河工秸料是修防第一要件，也是河工第一弊端。历任河督查验河工物料，无不敷衍了事，往返不过半月。林任河东河道总督，对此却格外认真。豫东黄河两岸15厅，共贮料垛7000余垛。他每到一地，“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计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兵夫居民观者如堵，工员难以掩藏。”⑨历时一个多月才查验完毕。道光帝得知后深有感触地朱批：“向来河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者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⑩
振衰起弊，成效卓著，是林则徐勤政的又一突出表现。嘉道年间，百弊丛生。张穆形容当时的情势是：“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11)如何解决各种弊端，挽救垂危统治，成为清朝当局最紧迫的问题。林则徐周咨博访，不但深知各种弊端所在，而且善于分辨轻重缓急，采取有力措施，兴利除弊，因而成效显著，获得“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的美誉。(12)
江南沿海塘堤，由于年久失修，常被海潮冲垮。附近居民生命财产，毫无安全保障。其中宝山县境内塘长16000多丈，情势最险。1835年夏，连遭风潮，塘堤被冲坍5000余丈。林则徐得报，认为必须动工大修，作一劳永逸之计。而经费估计需要20万两。这时适值浙江大修海塘，刚奏准动用了国库银两，他觉得不便跟着再请款，乃决心自己带头，率同司道府县各级官员捐廉倡导，并劝宝山城乡绅庶踊跃捐输，陆续筹到10多万两。于是一面采购物料，一面亲往邻近的嘉定、上海，向绅商剀切劝导捐助。结果，宝山海塘在不花国库一文钱的条件下，于当年九月开工，第二年五月基本完成。同时修建了石闸与随塘河5200多丈。
漕政是当年三大要政之一。由于多头管理，职权分割，积弊日多，“致弊之故，人人能言；而救弊之方，人人束手。因循则伊于胡底，惩创则立见误公。”(13)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后，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整顿钱漕，先惩已甚；清厘仓库，尤贵截流”的方针，并将漕粮划分新旧，“专严于提新，而渐责其补旧”；同时酌量调剂公私田加耗减耗办法，实行“暗减”，使当地人民的实际负担减轻不少，征收钱粮也收到较好的实效。运道方面，镇江是江南漕运的咽喉，江浙两省的漕粮大部分都需经过这里运往北京。可是，镇江以南的运河是凿山开出的水道，自身没有水源，要靠导引长江的水灌人，供粮船往来。一遇江潮低落，则来往粮船须设法推挽，劳费要比平时加倍。因此，经常要加重地方的负担。林则徐经过调查，决定从水利工程建设入手，终于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原来，在那段运河的西面高处，有上下练湖承注附近各山的泉水。以前就是靠引练湖的水调剂，保证河道畅通。后来因为上练湖改田升科，下练湖也因年久湮塞，蓄水很少。为此，曾经多次商议浚湖筑坝，总以所需经费过大，无法动工。林则徐任江苏巡抚之后即亲往履勘，议定择要修筑蓄水和减水坝以及济运石闸，供蓄水、济运和灌溉民田之用。经费则由自己带头倡捐，并劝导当地民众捐输。凡是沾到灌溉利益的地主及佃户，或出资，或出力，在官方的督导下，公举董事经理。按照计划，集资兴工。到1834年夏冬，各项工程陆续完成。另外，还改建了张官渡水闸，使镇江以南一线的运道系统全部改观。那时恰逢丹徒河道冬令水涸，回空粮船不能通行。林乃亲自督率开放济运新闸，练湖的水源源流出，竟可倒流至数十里之远。连续放水数次，全部回空粮船均得顺利通过，立刻收到了圆满的功效。(14)
林则徐对人才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视，因此对培养与扶植人才不遗余力。他在出任督抚期间，把察吏视为一项首要职责，十分注意对僚属的平时考察。凡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一言一行，都秘为存记。对于下属的禀牍，凡是发现佳作，即“亲自批答圈点付还”。有人因此问他，这样做难道不感到繁琐吗?他说：“寒士缘此增重，官吏亦缘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细也。”(15)实际上，这是他对下属的一种精心培养和鼓励。他衡量人才的优劣，既听其言，更重视实际表现，还要考察其实效与群众的反应。经他推荐的人才，都是他从平时留心考察中发现的。张亮基的超擢即是典型的一例。林与张原无私人关系。1842年，林在河南襄办河工，张也在督筑西坝。河弁馈金三千，张亮基拒绝收受。林得知后即秘为存记。1846年，张出任云南临安知府。第二年，林也总督云贵。张迎谒于道旁。林很高兴，“出手籍记却金年月”。张本人却早已忘记此事。(16)林抵昆明后，为了解决汉回两族冲突，数次接见永昌知府李恒谦，见其“性近优柔，临事未能果决”，难于胜任整顿极边要地永昌府的重任，于是奏调张亮基为永昌知府。张亮基到达新任后，励精图治，成效卓著，“调任年余，竟能大挽积年难挽之习”。林由此认定张亮基才堪大用，随即专折密奏，建议“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如蒙简畀鸿慈，似张亮基皆可力图报称，以收得人之效”。(17)在林则徐的保荐下，当年(1849年)七月，张即超升为云南按察使，第二年三月升布政使，八月迁云南巡抚，十二月兼署云贵总督。前后不过一年多，即由知府升到封疆大吏。这在清代是罕见的。
林则徐一生，向以公、诚著称。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以公心，待以至诚，对培植年轻后备力量也是如此。他曾表示：“荐贤系为国家，并非朋友私情也。”(18)在为国求贤的思想指导下，他求才若渴，但不轻易保举；而一经他保举，必是出类拔萃的英才。据现有文献考查，林一生保荐的不过数十人，而这些人多名重一时，政绩昭彰。其中锐意培植年轻有为的后起人才，尤其值得称道。首如冯桂芬。林出任江苏巡抚不久，即从考课书院中发现冯不同凡响，赞为“一时无两”，(19)马上把他招入抚署校订《北直水利书》稿和代办文书。冯后来成为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次如李星沅。林从陶澍那里得知李星沅的“词翰为天下第一”，即“托人以千金聘之”。(20)后来虽因李入京会试，未能应聘。但李在1832年考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充编修，任学政，授知府，擢按察使，中进土仅10年即升任陕西巡抚，不久又晋升云贵总督、两江总督。最后在林去世后继林为钦差大臣，卒于军。三是胡林翼。胡在翰林院当编修时，曾于1840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由于正考官文庆携带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胡没有检举奏报，降一级调用。第二年胡丁忧返乡。此后流连于山水之间，不想复出做官。林则徐深知胡才堪济世，致信劝勉。胡才决定复出。林在陕西巡抚任内，为了促使胡早日出任，又为之专折奏准，由陕西捐输案为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21)胡在贵州安顺等地任知府期间，治绩卓著，最后做了湖北巡抚，成了咸丰时代的名臣。四为左宗棠。林则徐早年从陶澍处得知他是个杰出人才。后来林做了云贵总督，在胡林翼推荐下拟招入幕府。因左宗棠正在教育陶澍的儿子，也即左的女婿，未能应召。不久，林因病辞官归田，特意绕道至长沙约左一晤。林则徐到长沙后，湖南文武官员皆来拜见。林一见到“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帖，立刻谢别各位官员，“单独延左入见”。(22)并将船驶到幽静处所，设宴款待。他一见左，即“诧为绝世奇才”。(23)两人畅叙一日一夜，军国大事，无所不谈，尤其注重西北边防。林在叙谈中，对左“期许良厚”。这一次深谈，对左的启迪很多，为左宗棠后来建功立业，奠下了基础。
二、“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
二、“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关心人民疾苦，重视社会生产，在林则徐的勤政业绩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林则徐勤于政务的又一重要内容。林则徐作为一名清朝官员，维护清朝统治是其首要职责。他高出于一般官员的地方，是其更重视民众疾苦与统治稳定的关系。他曾说：“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2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以实心实政来恤民、保民和富民。甚至为了人民的生存，单衔入奏，“不惮为民请命”。(25)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民瘼攸关，惟当寤寐以之。”(26)
救灾办赈，关系到千百万饥民的生存，林则徐对此看得比审理命盗案件还重要。他说：“地方官办理命盗案件，如有故勘致死，即于抵偿，然犹不过一人一事；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即使幸逃法网，天理必不能容。”(27)由于他对灾赈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天灾连年的当时，每次救灾放赈，无不尽心尽力，务使恩惠及于嗷嗷待哺的饥民。1823年，林出任江苏按察使，遇上数十年来未见之大水，田禾荡然。督抚大吏以林精明能干，将全省放赈工作全部委托给他。他一方面把国库拨给的百万赈款千方百计散发到渴望救济的饥民手中，不使吏役、生监、土棍从中侵吞；同时会同督抚司道府县捐廉办赈；并在各地设立劝捐局，动员富户捐赈。由于综理精密，措施得力，“活老弱无算，而帑不稍糜。且为当牛之政，冬质春赎，各截牛角单原主为验。次年春耕，无一踣毙者，民颂大起”，呼之为“林青天”。(28)
林在各省做官期间，曾经办赈多次。为了防止救灾办赈中的各种弊端，采行了许多措施。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有：
(一)制订严密办赈章程，预防各种弊端。林则徐针对以往办赈中官吏、土棍的营私舞弊行为。1833年在江苏巡抚任内亲订了缜密的放赈手续，规定受救济的灾民“户必亲填；人必面验；票必亲给；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查完一村，即将户口榜诸通衢，俾人人共闻共见。迨查过数村，汇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该管州县。其赈票之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即知何员所查”(29)按照上述办赈手续，官员欲稽查办赈委员，只须带着清折下乡查核，发现印票、底册、榜示、清折不符，即可具禀将委员举发。加以各上司层层复查，如发现印官委员通同回护，有弊不报，就一并参办，其中张榜公布的办法，极大地增强了透明度，实是防止官吏委员作弊的最有力措施。
(二)以身作则，大力倡导官民捐赈。国家赈款有限，需要救济的面很广。杯水车薪，如果单靠国家有限赈款，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每次救灾办赈，林则徐总是带头捐廉，倡导各方踊跃捐输。如1833年，清廷批给江苏的赈款只13万，林于是带头倡导，劝导官民慷慨解囊，以为安贫保富之计。结果成绩斐然。计苏州城捐钱14．3万余千，宝山9．2万余千，丹徒县8万余千，上海县7．8万余千，嘉定县5．5万余千，江阴县5万余千，其他各地1万至4万余千不等，(30)总数远远超过国家拨款，救活饥民无数。
(三)以工代赈，一举两得。用赈款作为兴修水利之资，或以水利款代赈款，把有劳动能力的灾民组织去参加兴修水利等公益事业，既解决了水利建设的劳力问题，又达到了救灾的效果。“水利以兴，灾民以济”，两全其美。
(四)动员诸生参与复查，合理解决办赈人员的薪水纸饭用费。为了防止办赈委员找借口，挪用贪污赈款，林会同总督捐出廉俸，供作办赈委员吏役的薪水纸饭，杜绝了他们贪污挪用的借口。书院诸生相对来讲较为清廉，林为了防止办赈人员和吏役通同作弊，特动员书院诸生持赈票下乡复查，有力地保证了赈款点滴惠及饥民。
(五)酌筹平粜，收养抚恤极贫饥民。林则徐办赈，“事事体民情出之”，务使各类饥民多能得到实惠。“酌筹平粜，量抚极贫”，即是最好的证明。1846年陕西大旱，西安等4府存储常平仓粮食110余万石。各地禀请按照以往办法多予贷借，以便解决荒年民食。林则徐则认为，值此“岁歉价昂，此等买食贫民正虞食贵，亟须为之调剂，不应转将仓储粮食借与素有恒产之人。然竟借给贫民，又恐有借无还，徒致积为民欠。故与其照案出借，不如照例平粜之为宜也。”同时又体念到“极穷之民，以及老幼废疾，即使减价平粜，彼亦无力买食。其为颠连困苦，尤可矜怜……惟有官为收养，俾免饿殍在途”。(31)在他的倡导下，仅西安城就收养了三四千穷苦无靠的饥民；并谕令各地一体酌办，所需经费，照例不取给国库，而由自己捐廉倡导，同时敦“劝有力之户量出钱米，各济各村，使受者知情，予者见德”。由于办理妥善，陕西人民感激涕零。
单衔具奏，敢于为民请命，最足以说明林则徐对民瘼的关心。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之地，宽广仅500余里，却承担江苏全省9／10的钱漕。1833年夏秋，江北大水成灾，九、十两月，正值晚稻成熟之时，苏松等地阴雨连绵，禾稻虽已结粒，但只得半浆。林则徐坐着小船密往各处察看，亲眼见到稻穗不是空壳就是半浆，未割的被淹于水田之中，已割的又由于无法晒干，多数霉烂发芽。按照惯例，秋灾不出九月，过了九月就不许报灾。然而，苏松等属确确实实在十月发生了严重灾害，损失空前未有。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能不报。正在具折请缓之时，又接到军机大臣转来的廷寄，严责“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32)而且另有一道上谕，点名指责陶澍、林则徐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无非不堪(肖)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33)在这种严词谴责下，连两江总督陶澍也犹豫不敢再请；而林则徐感到非坚请缓征不可。于是犯颜单衔上奏，如泣如诉地历述了江南人民的疾苦，说明国计与民生的辩证关系，指出“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34)道光皇帝终于被他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批准了缓征苏松等地钱粮的请求。
赈灾、缓征是恤民之举，乃灾年迫不得已而为之。要想“养民裕国”，根本之图还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林则徐指出：“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35)实际上，当时全国人民的衣食之源全靠农业。水利不修，非但影响统治阶级的田赋收入，而且关系广大人民的生计与安全，以及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正如林在另一处说的，“水利之盛衰，农田系焉，人文亦系焉。”(36)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一生始终关注着水利的兴修。治水成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之一。1820年，他外任杭嘉湖道之始，就修海塘，“士民德之”。此后，江南海塘、福州西湖、黄河、运河、太湖流域各水、长江、汉水以及新疆南北，到处都留下了他治水的业绩。
太湖流域各水，灌溉涉及江浙两省。由于年久失修，河流壅塞，遇雨便洪水横流，泛滥成灾。两省大吏早在1824年就决定联合疏浚三江(吴淞江、黄浦江、刘河)，并推荐林则徐总管其事。后来因林母去世，需要服丧中止。1825年陶澍接任江苏巡抚后，曾利用海运节省下来的20多万两，修浚了吴淞江。黄浦江亦完成部分挑浚工作。但是，刘河及其北面的白茆河，虽经陶澍奏明分年办理，终因经费无着，一直未能兴工。1832年林任江苏巡抚时，河道益发壅滞，太湖水患连年，亟须修浚。当时最困难的仍是经费。两河原估需修浚银40万两，虽然奉旨将历年粜变米价凑集成数，供修浚刘河之用，而历年积累下来的只有5万两，远远不敷应用。经过反复考虑，林则徐决定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为了节省河工费用，他决定放弃通海计划，改用挑作清水河的设计；并将两河所承蓄太湖东北二带泛溢之水，转为灌溉附近农田。此外，在刘河口、白茆河口建筑滚水石坝，堵住海潮泥沙不使倒灌，而内河水涨时仍可从坝上泻出人海。按照新的计划，两河合计较以前节省银两1／3。刘河经费除库存5万两外，另拨缓漕米价银5．3万荫，不足部分由封贮款内借支，将来由同沾水利之苏、松、太三肩的长洲等16州县按照银数均派，分作8年摊还。白茆河因不便再动用官帑，改由自己率同司道府县倡捐廉银，并谆劝绅商捐凑。这样，拖了近10年的经费问题终于解决了。经费有了着落，乃于1834年分段兴工。从三月起，不到3个月全部完工。是年七月，苏松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处处盛涨。由于河道畅通，宣泄极灵，原来连年被淹河段，安然无恙，人心大快。(37)
林则徐根据修浚刘、白两河的显著成效，又广泛号召有关各县官绅继续捐输，修浚各自境内河道及兴办有关水利工程。结果，江南各州县很快掀起兴办水利热潮。除闸坝等工程外，仅苏、松、太三属15厅州县即挑浚土方合共近167万方，都是1835、1836年次第完成。同时，江北的通州也捐资修竣了通江引潮的姚港等27港，共出土56万余方，又修浚了内陆河道多处，修复了多处闸坝。(38)兴修水利，大大改善了水利条件，如1834年秋之大雨，1835年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幸水利治，岁仍报稔，数年前田价二三缗，至是乃倍蓰”。(39)
湖北境内的长江、汉水，1837年林则徐就任湖广总督之前，由于河身淤塞，连年泛滥成灾。两岸良田，常成泽国，沿岸居民破家荡产，历年都有。林乃于当年冬天，对两岸险工分别最险次险，发动官绅出资，群众出力，加倍培修，“务令层土层硪，如式坚筑”，“尺寸俱属认真，硪工无不套打”。(40)到了汛期又亲自上堤，督防大汛，终于在1838年水热盛涨之时，“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道光帝览奏，高兴非常，当即朱批：“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41)
林则徐在大修水利的同时，对发展农业生产也很重视。最可贵的是，为了在江苏推广双季稻，他在苏州“官廨前后赁民田数亩，具粳锄祓<30.tiff>，举所闻树艺之法与谷种之可致者，咸与老农谋所以试之”，(42)作为示范。对于发展生产大有帮助的新式农具，他也支持推广。林在江苏巡抚任内，齐彦槐仿制成功西式水车——龙尾车。林得知后，不仅亲到现场观看试用，而且奏报朝廷，建议大力推广。还需要指出的是，林在遣戍新疆期间，为了发展边疆生产，曾奉令履勘垦南疆已耕之地，“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43)计勘查各路屯田700630亩，建议拨给当地各族人民耕种。在南疆的数月中，他“昼夜总在路上，行时多，歇时少”，日夜奔波，尽瘁垦务，甚至无暇写寄家书。(43)此外还推广坎儿井，教民制纺车，学织布，受到人们广泛称颂。为了发展北方生产，使直隶(今河北)改种水稻，从根本上解决南粮北运，他潜心研究北直水利数十年，写成他惟一的一部农业水利专著《畿辅水利议》，并且奏报道光皇帝，颇有远见地力主在直隶改土为田，推广水稻种植。
三、“但当保涓洁 弗逐流波奔”
三、“但当保涓洁 弗逐流波奔”林则徐的清廉，首先表现在他随时随地注意杜渐防微。在当时，官吏送往迎来，盛宴招待，大肆挥霍浪费，已是司空见惯。清江浦的饮宴，三天三夜不能终席，(44)最足说明情况之严重。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这种歪风，在上任途中，即事先发出《传牌》，昭告沿路守土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传牌》声明：“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发给，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己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切切!”(46)当时一些大官上任，常常是前呼后拥，带着一大批人马。林则徐却是轻车简从，极其简单。1839年他奉派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47)当时一般大官不仅希望沿路官员迎送，而且排场越大越好。有时还使出种种花招，变相勒索。最明显的例子是当过闽浙总督的颜伯焘。1841年，颜因厦门失守被革职。他虽然已被罢官回籍，可排场还不小。他回乡时路过漳州，随行夫马每天六七百名，接连过了10日，随行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乎达3000人，酒食上下共用400余桌。“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及人城，见一惫赖粗役，亦坐四人肩舆。”(48)
林则徐的一生，清纯确如涓涓溪流，不染一尘。
他每到一地做官，即贴出《关防告示》，郑重告诉群众，自己“随事亲裁，无一端之假手，奉公洁己，恒五夜以扪心”。(50)各属士商军民人等，如果发现“各种情弊，许即赴司首告，或就近禀报地方官拿究，以凭惩办”。对于自己“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侯。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51)
他不但自身严保涓洁，对属下的官吏随从，要求同样严格。声明“所属官员升调署补差委等事，应挨次者循照旧章，应酌拣者秉公亲决……断不听昏夜之营求，任吏胥之高下。倘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可代关说，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摇，混称打点照应者，无论事体大小，犯必立惩。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实，定加重赏。”“本司所收呈词，俱由内署批示……如有包讼之徒串通吏胥商买批语者，旁人查得实据，许其首告到司，立即究办，决不庇护。”“署内丁胥差役，概不滥予差遣。倘有伪称奉差密访，恐吓所在官司，并滥借驿马需索饭食者，各属有所见闻，立即拿究，不可容隐干咎。若吓诈平民，借端滋扰，一经首告，或被访闻，尤必尽法严办，决不姑贷。”(52)对于随身跟丁兵弁人等，“不许擅离左右”’“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行扭禀，私送者定行将参”。(53)
为了防止贪污舞弊，林则徐还注意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如在湖北布政使任内，即明白宣布：各属解送藩司银两，“先将起解款目、银数、日期，由马递具禀。其可颁连批，随银投缴。除收库之后，将连批送院验截，同照票库收一并印发外，一面先将兑收缘由，札行该属知照。倘有狡猾银匠，串通奸胥舞弊，无难觉察惩办，切勿以身试法”。至于捐官等项银两，同样严行查核，防止假捏等弊病。“捐监具呈上兑，均由内署按卯、按名，层层稽核。除印发实收仍照例旯换部照外，先于收卯之后填榜示知。”这样如有假捏等情，在层层稽核和张榜公布时，很容易弄个水落石出。(54)
有些人情礼仪，从常情看来，收受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林则徐在这方面的要求亦很严格。比如1824年闰七月，他的母亲去世。其同乡挚友梁章钜时任江苏淮海道，知道林则徐家境不裕，难于应付这番丧葬大事，因而拟倡率同僚送厚赙以供安葬用度。这在当时官场是常见的。然而林得知后，立刻写信告梁，婉拒了他的盛情。还有，林则徐为国为民，奉令赴广东禁烟抗英，后来反而被遣戍伊犁。人们都抱不平，亟思有以相助。当时林因筹措旅费，曾派人赶回家乡，拟变卖过去他为奉养父母在乡里所置的田产。一位号称“苏百万”的富豪得知，立即表示愿送1万两银子供他作旅费。他不肯收。后来苏百万答应收下他的房契作为抵押才同意了。这笔钱后来除用于塞外一切食用，还将其中一部分捐修了伊犁河的龙口工程。(54)又如唐梦蝶和金安清，在林到达伊犁戍所后，因知有捐赎的先例，也想仿而效之，倡议捐资10多万两，拟为林“赎锾”。林则徐闻讯，一方面对好的盛情感激不尽；另方面却坚决辞谢。他说：“此事定须终止，不可渎呈。”所集之资，“分别归赵”。(55)1847年，林升任云贵总督，“同人馈赠，概行辞却”。(56)林则徐处处注意洁身自好，令人更加刮目相看。钱泰吉对此评论说：“林文忠之却赠遗，公之恒德也；诸君子之纳赎锾，则情之可受者也。读文忠父子手札(按：指谢绝赎锾诸函)，令人益懔懔于取与之义。而公艰贞之德，夷险一节，亦可想见。”(57)梁启超说：“孟子论人，最严于辞受、取与之节。言伊尹思匹夫不被泽，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乃其立身本末则自干驷不视，一介不取始也。林文忠蒙难时所以自处者如此，其所以为古之人欤。”(58)或受或辞，或取或与，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常常是清廉与贪污的分水岭或试金石。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当时官场是十分常见的。林则徐从道员做到督抚和钦差大臣，时间长达30年，宦迹遍及东南、西北、西南10多个省区。可是，他的积蓄却比“清知府”少得多。1847年，林曾写过一份分书，将其家产均分给3令儿子。分书说：“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23所……除文藻山住屋及相连的酉边一所，仍须留作归田栖息之区勿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每股各值一万两有零……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59)服官40年，所留产业不过如此，而且大部分还是从寄给父亲的供养费中节约出来的。其清德过人，可想而知。为此，曾国藩曾在致其弟的信中感慨地说：
“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60)
林则徐的清廉作风，不但受到群众的拥护和后人的赞扬，而且也得到外人的好评。认为连“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61)
四、勤政清廉溯源
四、勤政清廉溯源嘉庆道光年间，官吏玩忽职守，贪赃枉法，已是积重难返；成为痼疾。生长在这样一个龌龊氛围中的林则徐，为什么能不为污俗所染，如此勤于政务，保持清风亮节?笔者以为，林则徐的行为，正是对当时恶劣政治气候的一种强烈反抗。若从根源上来探讨，此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
首先，林则徐家庭环境的影响，为他勤政清廉奠下了坚实的基础。林则徐出生于一个贫寒知识分子家庭。他出世以后，家境困穷不堪，常常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少时生活的艰辛，使他亲身领会到人间的疾苦，为他后来悯民和救民疾苦埋下了种子。
林则徐的母亲陈帙，是一位格外勤劳贤慧的妇女。她虽出身富家，但下嫁到林家后，对清贫生活安之若素。林则徐的父亲在祖父死后背了一身债，依靠教书得来的微薄工资，偿债后所存无几，惟有靠其母做女红来补给家用。林则徐过意不去，表示要“代执劳苦”。其母却严肃地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60)后来林则徐当了官，家境已大有改善，其母对于女红仍未尝一日停止。林在做杭嘉湖道道员时，其母“珍食必却，美衣弗御”，并嘱林则徐将节约出来的钱用于周济邻里乡党。她“平日扶危济困，在人若己，必曲尽其心而后安”。(61)母亲的勤劳节俭与乐于助人的作风，对林则徐一生的言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既是慈父，又是良师。从4岁起，林则徐就随父亲在私塾读书识字，自之乎以至章句，皆一字一句口授。直到林则徐20岁中举之前，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学习。父亲的一言一行，都在则徐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林则徐后来回忆说：“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讲授书史，“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挞，即呵斥亦绝少”。(62)
林宾日一生过着清苦的教书生活，却人穷志坚，平日“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63)人格十分高尚。按照清代惯例，文武童生考试，照例应由廪生具结保荐。有一文童，身家不清白，想以高厚报酬请宾日具保。林宾日婉言拒绝。这位文童说：“所以丐先生者，为信人有素耳!苟有结，则人不吾疑也。”再三恳求，他仍婉拒不从。还有一位同里豪猾，想用高薪聘请林宾日为其教育子女。林宾日憎其行为卑鄙，坚决拒绝。另方面，他周济兄弟邻里，非但十分慷慨，而且常是克己助人。宾日的二哥孟昂，中年贫不聊生，宾日常典当衣物，出卖文字接济。林则徐少时曾亲见父亲怀抱着米送给孟昂，回家后与其母同忍饥饿，并且告诫则徐说：“汝伯父来，不得言未举火”，以免引起伯父多心。除兄弟外，对于邻里乡党，林宾日同样热心救助。他“生平尚风气，重然诺，视人之疾犹己。家虽至贫，而三党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推，忘乎其为窭空也。初往将乐，值建溪大水，舟侧有浮尸，府君见之侧然，检行赀才十金，悉倾之，以资掩埋，不足则典衣继之。有沉舟者，亟拯之，招与同舟。遇旅人穷困，每竭资济之，而己转匮乏，略不介意。居平藜藿自甘，组袍不耻。六十以外，家计粗给，岁时必周及戚友。洎不孝则徐滥叨朝禄，府君犹食不兼味，衣不华饰，而以所积济穷乏者。”(64)林宾日的节操，为林则徐处世治事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对林则徐一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林宾日对则徐的培养，不止是青少年时代，直到林则徐做官以后，仍经常通过书信指示机宜。如1816年林则徐典试江西，林宾日以自己在科场中屡试不中的亲身体验，深知求取科名之艰辛，因而告诫则徐：“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逐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65)林则徐在江西、云南等地主持乡试，慎之又慎，正是遵父命而行。又如1823年，江苏大水，田禾尽被淹没，松江饥民聚众反抗。林宾日及时致信则徐，嘱他应救灾安民，不宜采取镇压办法。他认为“饥民生事，非平时可比，固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并告诉他：“今之救荒第一策在招致客米，米多则价自平，不可强抑也；次则劝平籴，禁囤积；次则清查贫户，、按图贴榜，使不得隐匿更改；次则官赈之外，分劝各图赈其邻里；次则漂流尸棺，暴露饿殍，速宜殓埋；次则收畜牛只，以备来岁春耕；次则捐设医局，以防灾后大疫。”(66)林则徐一一遵行，果然收到良好效果，由此声誉远播朝野上下。
其次，本人志向远大，是林则徐如此勤政清廉的决定因素。林则徐自13岁考中秀才后，长期在鳌峰书院就读。书院山长郑光策，是一位很讲气节的学者。他教导学生，“以立志为主”，认为“志定而后教有所施”。(67)林则徐接受了他的教导，立志要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有了远大的志向，不去努力促其实现，当然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落脚点还在一个“勤”字，勤于读书，勤于做事……只有勤奋不息，远大志向才能实现。林则徐一生的成就，都离不开立志和勤奋。1830年，他出任湖北布政使，一到武昌就贴出防止诈伪的《关防告示》，公开表明自己“承乏楚邦，任恐难胜，而志惟求慊；才虽未逮，而守必不渝，是以随事亲裁，无一端之假手；奉公洁己，恒五夜以扪心”。(68)1832年出任江苏巡抚时，他再次表示，要“殚竭血诚”，“持清勤以端其本，慎张弛以善其施”。(69)在实践中，他更是“竭诚尽力”，“随事加倍认真”，(69)“巨细一手；勤瘁备至”，(70)“虽羽书旁午，亲切函札，从不假手于人”。(71)他的同年好友程恩泽赞扬他：
理事若作真书；绵密无间；
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72)
林则徐这种身体力行、说到做到的优良作风，正是他能如此勤政清廉的主观条件。
接上
其三，师友的鞭策和互励，是促进林则徐矢志勤政清廉的重要客观因素。林则徐生平结交的师友，多是一些正直清廉之士。他们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官吏的因循怠玩和贪赃枉法，均怀不满情绪。为了挽救颓风，他们相互劝勉，廉洁白持。其中尤以张师诚、陈寿棋、陶澍等对林影响最大。张师诚是林则徐步入官场的引路人。林则徐于1804年中举后，次年赴京会试，不中。为了解决家庭生计，于1806年应招人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张师诚在清廷中央和地方做官多年，经验十分丰富，又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廉吏，“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治福建最著”。(73)林则徐在张师诚幕下工作4年，两入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张师诚把自己为官经验、经世学问、历代掌故，以及兵、刑；钱、谷诸项大政的知识，都一一传授给他，使林在经世治国方面获得了许多书本中学不到的知识，为后来在事业上的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林则徐对张师诚的精心栽培十分感激，终生不忘。1811年，他考中进士入了翰林院庶常馆后，曾致信张师诚说：“则徐虽远隔绛帷，然无日不以老夫子之所厚期者三复铭心，以求无负。”(74)
陈寿棋是林则徐的同乡前辈，做过翰林院编修，先后主讲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20多年，是一位讲究气节的著名汉学家。林则徐经由其父林宾日的介绍结识陈寿祺，在治学、做人、办事等方面受到陈的不少启迪。林则徐敬佩陈寿祺，盛赞陈“染人甚丹青，食蜜中边甜”。(75)陈寿祺对林则徐不但在林年轻时教诲不倦，而且在林则徐做了高官以后，仍然交往甚密。1821年，林则徐因父亲患病辞官家居，两人时相过从，促膝交谈，几乎到了形影不离、无所不谈的程度。林则徐在第二年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去年栖衡门，晨夕倾怀抱。游目窥墨林，敷衽榷前藻，迹如云龙随，谈亦糠秕扫。”(76)1822年三月，林则徐由福州启程，赴京补官。陈寿祺写了《赠林少穆兵备入都补官三首》，集中表达了他对林的热切愿望。陈寿祺在诗中既肯定了林在杭嘉湖道任上的政绩，同时抒发了对当时官场腐化的憎恶，诚挚地希望林则徐再出做官后，要“清如江流滔，惠如海波广”，还应该像古代的后稷和夏禹那样为民造福，救民疾苦，而不必心存顾忌，“许身稷禹伦，志士何所讳”。(80)正是前辈的谆谆教诲，使林则徐更坚定了勤政清廉的志向。故他在答诗中表示：“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要在持守固，庶几恻隐存”。(81)
与林则徐的同辈挚友中，也不乏勤政清廉之士。他们同抱一个心愿：兴利除弊，尽忠职守；以身作则，清白做人。他的同年程恩泽等人在林则徐外放杭嘉湖道时，曾赋诗赠行，希望他做一个救民疾苦的好官。与林在翰林院结识、以后又在江苏共事多年的陶澍，两人志同道合，感情至深。陶澍一开始外放做官，就立下了勤政清廉的座右铭：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82)
此后数十年，陶澍始终照此行事做人。陶是林最敬重的人之一。陶澍的言行，自然会对林则徐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姚莹、王凤生、俞德渊等清廉之士，职位虽比林则徐低，而他们洁身自好的作风，以及他们对林则徐的殷切期望，都会产生互相激励的作用。诚如林则徐在《答程春海(恩泽)同年赠行》诗中说的：“知交期我深，自待敢不厚。同调二三子，素心话杯酒。读书希致身，黾勉勤职守。首祈吏民安，余泽逮亲友……绝想禽鱼嬉，瘁形牛马走。”(83)为了报答知己的期望，惟有尽忠职守，禁绝游乐，专心察吏安民，即使自己劳瘁得像牛马那样，仍然要坚持不懈。
其四、勤于调查访问，掌握官场真相和民情民隐，对促使林则徐勤政清廉也有一定作用。林则徐和一般官僚有个显著不同特点，就是勤于调查访问，注重了解下情。他“每莅一境，必周知其风俗以兴利弊，人咸神明奉之，不知其接见僚属绅士，必旁咨博采，屏后小吏备书其语。每日每人皆如是。公因互证其异同，以分其人之情伪，事之是非。”(84)他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凡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85)他还经常深入实际，到各地进行调查采访。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和调查访问，凡“民之情伪，地方之利病，细如毛发，巨如丘山，无不反复周详，推究始末，而或兴或革，言之必其可行”。(86)
最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器重和期望，同样是促使林则徐勤政清廉的一个重要因素。林则徐由翰林院编修外放各地做官，正是道光继位时期。在中国历代皇帝中，道光帝算不上英明君主，但他主观上确实希望有所作为。而要振作，就必须起用和依靠一批有守有为的新人。陶澍和林则徐等，都是在道光帝力图振作的大背景下受到重用的。一旦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显示了才能，立刻受到提拔和重用，对他们寄予更大的希望。他们感恩之余，为了不负重托，也就更加奋发有为，尽心竭力，藉以报答道光帝的知遇之恩。
1820年七月，林则徐结束京官生涯，抵达杭嘉湖道新任。他在杭嘉湖道上修海塘，兴水利，举行观风试，改革书院津贴制度，为期虽仅一年即以病辞官，却颇得士民欢心，“士民德之”。1822年四月，林则徐复出赴京补官，道光帝令“仍发原省以道员用”，并勉励说：“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吧”!(87)按照惯例，病痊人员补官，应该坐补原官。道光帝令他仍往浙江以道员用，这样，浙江诸道，只要有缺皆可补授。林则徐认为，此乃“圣慈逾格，感刻难名”，(88)特赋诗6首“纪恩述怀”，表示今后当好好遵旨办理，“永使闾阎歌乐土，不嫌素食滥重叨”。(89)此后，林则徐仕途顺畅，连连高升。他到达浙江仅一个多月，即简放江苏淮海道；仅仅半年，即提升为江苏按察使。在按察使任上，他办赈救灾十分成功，名闻遐迩。1823年11月，林则徐奉命入觐，道光帝接见时对他的工作备加赞许，嘱他“谨守立品，勉为良臣”。(90)同年底，即奉命署理江苏布政使。不幸的是，正当林则徐将要大展鸿图之际，1824年和1827年，他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遵制先后在家服丧5年。直到1830年，他服丧期满，才再次北上补官。道光帝任命他为湖北布政使，随后又做了河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到1832年二月即升任江苏巡抚。其间不足两年，五次迁官，足见道光对他依畀之重，期望之大。道光在看了他的《补授江苏巡抚谢恩折》后朱批道：“知人难，得人尤难，妆当知朕之苦衷，一切勉力而行，毋负委任，朕有厚望焉!”(91)对于道光帝的厚望，林则徐“下怀感激，莫可言宣”，“再三跪诵，感极涕零”。因而惟有“殚竭血诚”，“一切认真办理，以期仰答鸿慈”。(92)再后，他由巡抚而总督，由总督而钦差大臣，越升越高。林则徐见“委任之逾恒，弥深感奋”，益发觉得“责任更为重大，公事尤极殷繁”，深恐有负委任，故“惟有竭诚尽力，逐一认真经理，不敢稍涉因循，以冀仰答高厚生成于万一”。(93)
总而言之，林则徐的勤政清廉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父母家教是基础，本人志向是关键，其他因素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五、结 语
在中国大地上，人们只要提到林则徐，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禁烟和鸦片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林则徐是禁烟和反抗英国武装侵略的民族英雄。但是，林则徐在当时，特别是在他当年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的人们心目中之所以有崇高的威望，重要的因素不仅是禁烟抗英，更是他为官勤政清廉，并在各地留下辉煌的政绩。人们怀念他，敬仰他，是因为他体恤人民，有德于人民，为人民造了福，人民受到了实惠。冯桂芬在追述江苏人民对林则徐的怀念时说：“虽乡曲妇孺，莫不慨然思夫子当日事，至形诸谣谚，益信德泽之入人心者深也。”“今距公去数十年，心歌腹咏，如公在时。”(94)人们对林则徐为什么如此念念不忘，感恩戴德?!这正是他一生勤政清廉所结出的硕果。
自然，林则徐和许多先进人物一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虽然同情人民，关心民瘼，但仍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立论。他安贫有为了保富的一面；下恤民生也有为了上筹国计的因子。这些都是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应该给予历史的解释，不可苛求于前人。
(本文以《林则徐吏治研究》为题，原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注 释：
① 林则徐：《致杨国翰》，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②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页。
③ 谢章铤，《跋林文忠公日记》，《赌棋山庄文集》又续集卷2，第9页。
④ 林则徐：《致杨国翰》，《林则徐书简》，第10页。
⑤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页。
⑥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组编：《林则徐集》奏稿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9页。
⑦ 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组编：《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5，第57—59页。
⑧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稿》，转见来新夏编：《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⑨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26—27页。
⑩ 《清宣宗实录》卷207，《清实录》第36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49页。
(11)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组编：《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2页。
(12)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2页。
(13)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44页。
(14) 同上，第303—307页。
(15) 沈瑜庆：《林文忠公手札题后并序》，《林则徐年谱》，第544页。
(16)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537页。
(17) 《林则徐集》奏稿下，第1173页。
(1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
(19)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12，第3页。
(20) 《林则徐年谱》，第544页。
(21) 《林则徐集》奏稿下，第932—933页。
(22) 林崇墉：《林则徐传》，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12页。
(23)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见《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复印本，第25页。
(24) 林则徐：《二次祷雨祝文》，《云左山房文钞》卷2，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石印本。
(25) 《林则徐书简》，第28页。
(26) 《林则徐书简》，第8页。
(27)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5页。
(28)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254、264 页。
(29)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5页。
(30)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64页。
(31) 《林则徐集》奏稿下，第950页。
(32)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49页。
(33) 同上。
(34) 同上，第150—152页。
(35) 同上，第237页。
(36) 林则徐：《娄水文征序》，《云左山房文钞》卷一。
(37)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84页。
(38) 同上，第338—340页。
(39) 林则徐：《娄水文征序》。
(40)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15页。
(41) 同上。
(42) 林则徐：《江南催耕课稻编叙》，《林则徐年谱》，第517页。
(43) 前引金安清文。垦田数各家记载不一，此据胡邦铸的《新发现的林则徐著作》一文。
(44) 林崇墉：《林则徐传》，第555页。
(45) 薛福成：《河工奢侈之风》，《庸庵笔记》卷3，上海扫叶山房民国14年石印本，第10—12页。
(46)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编：《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
(47)《林则徐集》公牍，第46页。
(48)《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5—67页。
(49)《林则徐集》公牍，第17页。
(50)《关防示稿》(1839年)，同上，第50页。
(51)《关防告示》(1830年)，《林则徐集》公牍，第17—18页。
(52)同上，第50、46页。
(53)《关防告示》(1839年)，《林则徐集》公牍，第17—18页。
(54)林崇墉著：《林则徐传》，第531页。
(55)《林则徐书简》，第225—226页。
(56)《道咸宦海见闻录》，第85页。
(57)《林则徐年谱》，第547页。
(58)同上,第426页。
(59)林崇墉：《林则徐传》，第579页。
(60)《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568页。
(61)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5册，第146页。
(62)林则徐：《先妣事略》，《林则徐世系录》，1994年刊本，第74页。
(63)《先妣事略》。
(64)林则徐：《先考行状》，《林则徐世系录》，第69—70页。
(65)同上，第70页。
(66)前引《先考行状》。
(67)前引《先考行状》。
(68)前引《先考行状》。
(69) 沈瑜庆等：《福建通志·儒行传》卷5，民国27年刊本。
(70) 《林则徐集》公牍，第17页。
(71)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44页。
(72)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401、472页。
(73) 左宗棠：《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
(74) 《林则徐年谱》，第544页。
(75) 《林则徐年谱》，第549页。
(76) 《张师诚传》，《清史稿》第37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61页。
(77) 林则徐：《馆选致张兰渚中丞白东启》，杨国桢：《林则徐传》(新版)、第23页。
(78) 林则徐：《陈恭甫先生六十寿序》，《林则徐诗集》，第250页。
(79) 林则徐：《答陈恭甫前辈》，同上，第123页。
(80) 陈寿祺：《赠林少穆兵备入都补官三首》，同上，第127、129页。
(81) 林则徐：《答陈恭甫前辈》，同上，第125页。
(82) 陶澍：《谢邑人公举先君子崇祀乡贤祠书》，石彦陶等编《陶澍年谱》(《益阳师专学报》1984年增刊)，第31页。
(83) 《林则徐诗集》，第95页。
(84) 程畹：《林文忠轶事》，《潜庵漫笔》卷1，光绪元年(1875)上海申报馆本。
(85) 《林则徐集》公牍，第50页。
(86) 黄彭年：《林文忠公政书序》，《林则徐年谱》，第543页。
(87) 《林则徐集》日记，第93页。
(88) 同上。
(89) 郑丽生笺校：《林则徐诗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90) 《林则徐集》日记，第111页。
(91) 《林则徐集》奏稿上，第24页。
(92) 同上，第44页。
(93)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25、312、401页。
(94)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5、卷3。
《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 林则徐，国人之骄傲，中国人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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