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京的后现代想象

zidon

　　作者：吴威　　

　　编者按　　

　　4月2日，本报刊发“后六环时代，大北京未来”的专题报道，引发广泛热议与传播，为此，特召集部分专家学者就此话题再行延展，深度争鸣，以飨读者。　　

　　“大北京”的机缘与命运　　

　　主持人：“大北京”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了多年，区域发展从静态的蓝图将要付诸行动仍须时日。而且，“大北京”的寄望一直面临行政藩篱的约束。该如何看待“大北京”面临的机缘与挑战？在未来“大北京”必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方向下，如何就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进行协调，恐怕还是要依靠市场规律的力量。各位专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陈耀：如果勾勒出中国投资走向的路线图，可以用4个字描绘：北上西进。北上是主流，而且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投资主流开始往“长三角”转移，再后来继续北上，最集中的便是京津冀地区。参照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份额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份额都在减少。 2006年一年大体减少了0.9％左右，而京津冀地区则上升了1％。　　

　　城市经济圈是一国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由于环渤海地区地理区域面积比较大，基于当前这一区域联系较松散的现状，在战略上可以考虑分步进行。发展区域经济，不是要取消区域内竞争，而是解决政府和企业在竞争中的“错位”，使政府从本来应当由企业资本主导的事务中脱身，去做合格的裁判员而不是当运动员。　　

　　事实上，国际战略投资家更多看中的不是政府提供的优惠与让利，而是当地优良服务配套环境、规范透明的制度和高效的行政运转体系。理论上讲，区域竞争不等同于辖区政府间竞争或地方政府竞争，而是包括地方政府、当地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多元主体所构成的、体现区域整体利益的一种竞争。我们说一个地区竞争力强，绝不仅仅是指当地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当地企业的状况才是竞争力的关键；在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中，提出“人人都是环境”，表明当地居民的行为和文明程度对地区竞争力也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实际上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因而自然也成为区域竞争中的一个重要主体或组织者。区域竞争主体以地方政府组织为主，尚未真正向企业化运作转变。　　

　　开彦：“大北京”是一条主线、两个翅膀，同时形成了两个环带，一个是环渤海经济发展带，包括天津、塘沽、秦皇岛，还有大连、烟台。另一个是生态带，北京的西边，这一带是不搞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是搞生态的，平衡大环境。这两个环带之间就是城市群。　　

　　新城市化既不等同于小城镇，也不等同于已有城市，而是居住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在意识形态上也有了新的改变，无论是政治、社会、经济、审美观、价值观都在发生着改变，包括生态意识的改变。在中国尽管城市化发展有了种种“新”的涵义，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会变，人向往自然，向往生命的天性不会变。因此，重构“大北京”，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尺度、人的感觉、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在规划时首先要建立一个不建设的规划，然后倒过来再做建什么的规划，这样规划出的城市永远是有机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　　

　　卢亚光：固安紧邻北京大七环，距北京四环仅仅20公里，区位优势是非常显著的。我们要尽力融入大北京，我们的产业定位原则是——注重与中心城市的错位发展，在京津周边地区大的产业规划发展机会确定的前提下，在产业链上找到最适合本地区现有资源和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最合适的产业。固安工业园区（省级工业开发区）聘请国际知名咨询公司进行了产业定位研究，在结合工业区开发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电子信息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民生用品产业为主的三大产业方向。复合规划了主导产业区、物流及国道经济区、小企业创业园区、办公公园区、休闲居住区等7大功能区，科学有效地实现了各个区域功能之间的混合生长、协同发展。我们并非只为建设工业园区，我们着力打造立足大北京的未来城市模型。　　

　　精明增长 中国城市的未来　　

　　主持人：从根本上说，环路实际上是北京城市按照摊大饼方式扩张发展的产物，是北京“大城市病”的一种表现。但是不可否认，这些环路的存在与出现，仍然对北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环路的存在与发展，与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难以精确表述的因果逻辑关系。环路影响下的大北京，在可预见的未来，该如何构建自身的个性与气质？　　

　　李成勋：在我看来，城市形象就是城市长期积淀起来的社会公众对它的稳定印象和整体评价，城市品牌对于城市的发展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力。这是一种作用于城市内部的力量。二是吸引力。这是城市品牌作用于城市外部的一种向心力。三是辐射力。这是城市品牌作用于外部的一种扩散力。好的城市品牌必然有较强的辐射力。城市品牌的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集结起来就会大大增强竞争力。　　

　　无论从发展战略学、区域经济学还是城市经济学的角度，都认定了一种理论，即区域崛起必须要有中心城市带动，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必然是以大北京、新天津联手驱动。地区发展要有计划，有效的做法是把各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中，形成增长点，再发挥辐射、渗透作用，带动周边。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即中心带动外围，外围支持中心。最后实现区域一体化。　　

　　孙成仁：只有基于区域规划之上的城市规划才能够适应未来的发展。我认同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的观点——环渤海区域必须集聚区域优势，避免产生城市间较大范围的“低效博弈”，否则，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边疆”。　　

　　吴良镛教授首倡的“大七环”跟北京原来的环线概念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发展城市，形成了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单中心＋环线”生长模式，这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大七环”部分地承担了原北京规划七环的部分职能，但同时又承担了更大范围区域城市再组织的功能。大七环，或者说后六环的城市不是北京卫星城，而是区域城市。大七环本质上有利于城市由蔓延式的发展模式走向精明增长模式。　　

　　精明增长，中国城市的未来。北京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我认为已经开始借鉴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念了。这将结束北京一直以来蔓延式发展的传统模式。“新城市主义”将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反对蔓延式发展，主张TOD导向的新城发展，它主张和地方背景相联系，新城市主义对我们是颇具启发性的，我们希望在更深层次上，能够把新城市主义的原则表达出来。　　

　　固安、燕郊、大厂、香河等由于临近北京的优势都有巨大发展潜力，廊坊市政府已经着手对这些区域进行更加综合的研究。在前瞻性规划指导下，发展产业和配套设施，与居住功能形成良性互动，各自发展成一个综合性区域城市，引导可持续的定居行为。　　

　　城市的发展不能脱离生活本身，城市的发展能否反映人们对生活的内在需求，是决定你的理念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如，现代主义是一种重要的理念，100年来全世界都受到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可是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反思，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城市主义（新传统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现代主义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它没有反映出人类生存、生活系统当中一些内在的本质需求，它裁剪了人们的生活，拿尼采的话说，它“爱方式胜过生活本身”。　　

　　总体来说，对城市生长的未来性、综合性、规律性问题，包括人们定居、工作、出行、生活服务等的综合关系的认识不足，是导致目前城市困境的主要原因，城市规划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远见。我们不乏远见，但我们却制造了大量无远见的城市。　　

　　未来之城 价值就是人居环境　　

　　主持人：立足“大北京”建设“未来城”是廊坊、固安等地城市功能的基本定位和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城市品牌的基本内涵。“未来城”的假设与实践应该着眼于怎样的现实积淀？　　

　　陈耀：城市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跟工业化进程有一个对应关系。起初的工业城市产业积聚，积聚到一定程度再往周边扩散，再到一个阶段以后，郊区化阶段便意味着工业化加速，再到一个阶段是逆城市化。　　

　　长三角地区工业发展比较稳定，在全国工业制造业一直占20％多。京津冀地区由于北京的下降，总体上也在下降，相反珠三角地区在上升，两个地区正好是反向。对于后六环城市群落，比如廊坊、固安在考虑定位时，一定要考虑大的区域环境变化，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发展阶段。按工业化时期判断，后六环城市群可能还在工业化前期或者是中前期。工业化阶段的反差决定着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的定位，这是影响很大的。　　

　　孙成仁：伦敦东南部地区的城市，产业和人口在迅速上升，已经成为整个伦敦地区GDP最高的地区之一了。伦敦的今天可能就是“大北京”的明天。北京周边区域城市分散人口的“效能”和它们的产业聚集程度息息相关，北京内部的发展更取决于“知识生产”的效能和水平。而内城，由于长期的交通和功能割裂，造成了一个分裂的城市。旧城的工业迁出以后造成的真空，怎么填补？在那些有限的机会区域植入的“客体”如何能成为北京肌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北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光注意到北京产业外迁，但迁出形成的这些裂痕由什么弥补？被割裂之后的再填充，就像一个伤口，怎么缝合？这是北京的另一个课题。　　

　　张寅：工业园区或者说开发区无非三种类型，比如做服务功能，还有就是独立的产业功能，像义乌那样的小商品城，类似于钮扣这样的小产业做到全国第一，这意味着独立的产业功能。还有就是属于做重新定位，已经有了工业雏形再做延展、做增项。国内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开发区就这三个。承接京津产业，可能只是“后六环沿线城市带（涿州、固安、廊坊、香河、大厂、三河，直至平谷）”的一相情愿。未来，后六环城市群落不应该以短期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为主要定位。　　

　　开彦：后六环城市群应该把自身置于“大北京”之中，不是卫星城，更不是工业区，应该作为独立的、非常有活力的“未来新城”来定位。早期固然应该借助“大北京”的力量、“大北京”的优势，但绝对不是只为北京服务。这样的定位是有条件的，必须把城市建设的规划、结构做好。国际上也是这样，伦敦的规模也相当大，在城市边缘开发新城。开始是搞成“睡城”，分散过去，缓解城市的压力，但后来的发展就不是这样了。后来不光是疏散人口、疏散工业区，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　　

　　随着“大城市病”的加剧，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将纷纷走出城市，后六环、郊区化居住一时成为风潮。新城市发展理论旨在再造城市社区活力，寻求重新整合现代生活的种种要素，试图在更大的城市开放性空间范围内建立以快速交通线相连的，重构一个紧凑、宜于居住的新城镇邻里住区（类似卫星城）。这个住区可以是联片的，也可以是棋盘网状的。从而形成区域性的点片相间的新兴城市网络，开创理想的人类居住环境模式。　　

　　城市特色是历史的沉淀，是文化的积累。创建城市特色是大盘开发“新城镇”的重要内容，也是大盘开发“新城镇”的重要原则。另外，关键一点，城市价值就是人居环境。既然要建未来之城，必须把人居环境的理念，人居环境的基本要素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