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发展观尖锐对立的八种表现——三答“主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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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发展观尖锐对立的八种表现——三答“主流学者”


张勤德

    “主流学者”往往是倾向于庸俗发展观的，其中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人（简称资改派），尤其是这样。这表现在他们把我国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都归功于庸俗发展观、归功于自由化改革观等方面。因此，认清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庸俗发展观的危害性，有助于把当前这场由“郎顾之争”引发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引向深入。

    科学发展观和庸俗发展观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本的对立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主张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必然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最高标准，即以民为本。

    “主流学者”从多方面论述了他们的庸俗发展观。邢贲思提出，应当改革掉“突出政治”的“旧社会主义”，建设“突出经济”的“新社会主义”（《新视野》1994年第1期）。显然，在他看来，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把经济放在冲击一切的位置上。于光远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大讲：“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转引自《诘问与答辩》第46页）。他宣扬的实质上是把金钱当作发展的唯一目的、动力、标准的“一切向钱看”思想。陈志武写道：“按美国的经验，‘以人为本’经济发展观首先是要让每个人‘有所有’。在中国实现‘以人为本’的根本也应该是让私人拥有更多的产权”（《谈和谐社会》第2页）。这是公开把‘以人为本’的根本说成是产权。

    主张金钱至上，以物为本，发展下去必然导致以资为本，以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为本。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也是这样。当年赫鲁晓夫搞“个人物质利益至上”、“利润挂帅”，把卢布当作“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导致庸俗发展观的影响越来越大，不正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起点之一吗？可见，把庸俗发展观作为重要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和平演变的一条重要规律。这充分说明了庸俗发展观的欺骗性之大，危害性之大。胡总书记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把思想从庸俗发展观的牢笼里解放出来，拨乱反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性意义，正在逐步显示出来，将来必定会更充分地显示出来。对此认识不足，那是会犯大错误的。

    第二，全面发展和单边发展的对立

    全面发展进步，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的。这决定和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目标任务的全面性，推动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坚持动力的全面性，使经济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都发挥作用；坚持标准的全面性，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实践，都作为实践标准的内容。

    庸俗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片面、单纯地强调经济发展，把经济指标甚至把GDP当作唯一目标和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搞“一俊遮百丑”。这样强调GDP，对经济发展好像很有利，实际上则很有害。这是因为：

    （一）它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状况。由于GDP计算的是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国内所有产值，所以单纯追求这一指标，对于自1995年之后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低于GDP近两个百分点，每年2000亿元左右的剩余价值以外资利润等形式流向海外，它不仅不反映，反而鼓励其盲目扩大。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打工型经济”。

    （二）它容易忽略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是多种多样的。就拿环境污染来说，据中科院课题组的计算，“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我国万元国内总产值的能耗，也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多。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高成本经济”。

    （三）它难以顾及效益质量。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生产率的增长在1995至2001年期间仅占GDP增长总量的6%，而且增速大幅下滑，由1995年之前的3.3%至4.6%，降至1995至2001年的0.3%至2.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效益，1985年是20%以上，2001年只有17%。总资产贡献率则由23年前的24%降为2001年的8.9%。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低效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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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它容易导致对投资的依赖。我国的投资率多年高达40%左右，这在全世界都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在GDP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以上。这当中，外资占的比例相当大。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依赖型经济”。

    （五）它容易导致产生经济泡沫。例如，商品房空置率连续多年平均增长15%以上，而2002年的房地产投资仍增长1/3。再如，GDP中的水分也很大，国家统计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的统计数据约有40%的水分，县级的水分则高达80%。这样，GDP简直成了他们想吹多大就吹多大的水泡。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泡沫经济”。

    （六）它容易使“政绩工程”成为顽症。政绩标准，对干部有巨大的导向作用。把GDP作为唯一标准，搞“一俊遮百丑”，自然会使那些能尽快把GDP搞上去以显示政绩的项目多起来。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全国1/4的城镇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对于我们极其宝贵的资源，是多么大的浪费！照此发展下去，势必逐渐变成“政绩型经济”。

    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甚至只强调GDP提高的单边发展模式有这么大的危害，“主流学者”为什么不积极促进对它的改革，反而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它，极力加以维护呢？说穿了，是在于它有利于制造“虚假繁荣”，以便作为唬人、骗人的资本，掩护他们推行私有化。认真回顾一下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第三，协调发展和畸形发展的对立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实行“五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当前的情况看，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是对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就是损害人民利益，也谈不上人民内部的和谐。其次，这种和谐社会，基础只能是四项基本原则，方向、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再次，要通过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社会治安、国资流失、“三农”问题等，求得和谐。

    “主流学者”公开宣传要学习西方的宪政，“政党可以轮流执政”，“开放报禁”（李锐，《民主中国》序言）；公开指责人民群众，胡说“现在中国一般老百姓反对国企民营化并不科学”（曹思源，《华岳论坛》2004年11月28日）；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的法律是不合理的，合理的东西都是不合法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张维迎，《红旗论坛》2005年1月7日）；公开鼓动大搞腐败，宣扬腐败“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第二好的”（同上，《财经》第1辑，第40页）；公开反对解决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大造“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之类舆论（厉以宁，《社会科学报》2004年4月22日）。从根本上说，资改派实质上是不和谐因素最危险的制造者，是引发许多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不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将不仅会造成政治动乱，而且有可能在近些年造成经济动乱。就拿他们积极促进的腐败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这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真正有相应的提高，而且由于腐败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所以腐败的增多实质上意味着和平演变危险的增加。但由于腐败已成为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能从某些方面给他们带来享受，所以反起腐败和和平演变来，明里暗里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腐败便成为一种顽症，成为很容易引发动乱的祸根，不拿出大魄力、大决心、大气力来解决，必然会在今后引发新的、更大的事端，哪里还谈得上构建和谐社会？

    第四，可持续发展和泡沫式发展的对立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路。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促进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国家长治久安，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社会发展规律。

    “主流学者”往往采取多种手段对抗可持续发展，疯狂贱卖资源，盲目大量举债，就属于这类手段。比如，土地批租，就使有些地方政府3到5年内花掉了50到70年的土地收入，使城市基本建设占用的资金，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应该提供的资金。再拿借债来说，前些年引进外资5500多亿美元，合人民币47000多亿元；再加上都可数以万亿计的股票、债券、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质上“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元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月12月7日）。就是说，全国男女老少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的债。这等于说，20年来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都是借来的；今后10年每人每年要还1000元的债。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乱子就出在债台高筑上，我们万万不可上“主流学者”的当，盲目大量借债，寅吃卯粮，“断子孙路”。

    第五，实事求是和实用主义的对立

    实事求是，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坚持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有些地方、单位天天大讲实事求是，而虚报浮夸、形式主义、空话套话之类反而特别严重。与此相联系，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现象也在滋长蔓延。这是为什么？许多同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重要原因是把实事求是给实用主义化了。实用主义之所以危害这么大，主要是在于：

    （一）它所主张的有用就是真理，会导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讲原则、不顾已被证明的真理；会导致得出凡是有利于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都是好手段的结论 。李君如极力宣扬的“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就暴露了他们搞实用主义的目的和实质。

    （二）它所主张的有利就好、有利才干，必然导致各人顾各人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导致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乌烟瘴气蔓延，导致“有奶便是娘，给钱就是爹”的卑劣行径彰显，导致黄、赌、毒、黑、恶、邪的妖风疯长，使多种难题积重难返。

    （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地位逐渐被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主义所取代，实质上是演变国家、民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换魂”。灵魂的演变，是最深层次、最可怕的一种演变。因为，它是一种带根本性的、能贻害数代人的内伤。灵魂变了之后，就会使人们认敌为友，认友为敌；把谬误当真理，把真理当谬误；丧失对阶级敌人的战斗力，丧失对革命人民的凝聚力。而有无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关系生死成败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用主义的危害面之所以特别广、危害度之所以特别深、危害时间之所以特别长，原因就在这里。胡总书记2004年5月28日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特别令人担心，而实用主义往往掉进虚无主义的泥坑。这话是很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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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资本主义改革观的对立

    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但这里所说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本质规定性的社会主义改革。区分两种改革，关键是完整准确地掌握衡量标准。用“三个有利于”衡量外资、私有经济的发展，有个度的界限，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不否定这一主体地位的范围内，尽管外资、私有经济本身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它们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要的。然而用它们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管从表面、一时、局部来看多么符合“三个有利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则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这是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否定了它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唯其如此，邓小平既讲了“三个有利于”，又讲了“深圳姓‘社’不姓‘资’”，是在于“公有制占主体”；讲了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就是走了邪路，改革就失败了；讲了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些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区分两种改革的标准。

    “主流学者”明明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却公然加以否定。例如，他们公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宣传私有化，大讲“应鲜明地提出民营经济主导论”（张寒松，《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26日）；“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樊刚，《强国论坛》2004年10月14日)。他们公然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宣传要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大讲“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没有缺点，但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能帮助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而应当搬过来（李锐，《民主中国》序言）。这样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违犯党章、宪法的。可见，他们确实已经猖狂到了极点。

    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群“白色造反派”仍然把“改革”作为欺骗人民、保护自己、发泄对现实不满、攻击党和政府的“王牌”。张维迎说：“现在是绝不允许你犯错话，你可以不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红旗论坛》2005年1月7日）。高尚全、盛洪等最近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散布，现在是处在“暖冬中的寒日”，有些人在“用发展压改革”。然而，这一套已经既骗不了多少人，又吓不倒多少人了。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高级领导干部，正在党的领导下理直气壮地投入到反对自由化改革观的伟大斗争中来。例如，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两会”期间在新闻媒体上讲：“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乱改’现象比较严重”（《思想理论动态》2005年3月28日）。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何秉孟说：“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科斯的产权理论，不仅在我国经济学界的相当一部分人中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已经渗透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工作之中，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并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主人公论坛》2005年4月17日）这样，资改派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要认清两种改革观的对立，进一步发挥改革对发展的推动作用，当前必须强调要破除旧改革观，树立新改革观。杨帆、韩德强等中青年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见地的。这种新改革观的主要特点，就是按照党中央、胡总书记的要求，努力把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求是》2005年第1期）。就是说，要进一步明确，改革也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目的、动力、最高标准；也要坚持全面性，既革除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又革除新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那些带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弊端；也要坚持协调性，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像曾庆红同志指出的那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努力建立起社会宏观调控机制”（《理论动态》2005年3月10日）；也要坚持可持续性，使改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优质服务。要把新改革观树立起来，显然要以破除以庸俗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多党制为核心内容的旧改革观为前提。不把这一条放在关键环节上，树立新改革观、科学发展观，通通都会变成一句空话。这是因为，假若再让资改派打着“反对停止改革”之类旗号反攻过来，他们是会以百倍的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

    第七，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盘西化”的对立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之路，或者说创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必须重视：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切实使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美国著名学者乔治在谈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时说：“私人企业对于长期技术投入天然缺乏热情，而外资企业本来就是对中国采取技术保密的。中国唯一具有技术投入渠道和技术力量的其实是国有企业。”（《外交》2004年7月号）办好国有企业既是社会主义合理合法存在的基本依据，因为有无所有权属于全民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搞不好国企，社会主义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又是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因为离开国有企业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稍有一点民族感、爱国心的人，都会关心和支持搞好国有企业。

    ——坚持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最重要的是要落实他们管理国家的权力。西方人士的测验调查证明，在苏联解体前，82%以上的人即两亿多人是赞成搞社会主义的，但却被区区数万资改派干部给否定了。这一极其惨痛的教训宣示，人民不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其他权利都无法保障。据《新浪网》调查，90%以上的人赞同郎咸平的观点，要求制止“主流学者”主张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国有资产失。这既表明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命运前途、参与国家管理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又表明社会主义在人民中根子极深，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以人为本，最根本的是要体现在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即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上。否则，那是无法防止资改派把以人为本逐渐演变为以资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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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锻铸人民、国家、民族之魂。宋朝被元朝所灭、明朝被清朝取代、满清被日本打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经济上、军事上弱，而都与政治上、思想上腐败，缺乏凝聚力、进取心和执政能力有关。而这里面就有个民族精神、国粹民魂的问题。一个国家、民族失去精神支柱，丢了灵魂，物质财富再多也形不成力量，再强的战斗力也会失去，变成“病夫”和“散沙”。所以，必须把锻铸灵魂作为关系生死成败的头等大事来抓。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努力构建城乡、工农业、东中西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经济运行机制。在这当中，要特别重视提高我们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像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说的那样，大力发展“‘三控’（控股、控制核心技术、控制品牌）的民族产业”（《乌有之乡》2005年4月15日）。

    庸俗发展观的坚持者所主张的现代化，实质上是西方化。西方世界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当然要学习、借鉴，但决不能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批判的那种“洋教条主义”。资改派们从一贯主张“西化”中国的立场出发，这些年竟然吹捧西方列强“是富强和引路的先生”（袁伟时，《帝国的落日》第40页）；竟然宣扬“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茅于轼，《改变我命运的人》第124页）；竟然攻击党和人民对新自由主义这个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和纲领的批判，如高尚全今年2月8日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大讲：“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干扰。”说得最露骨的，当属李慎之的名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可见，他们已把“洋奴哲学”发展成“洋孙哲学”了。

    第八，真假两种社会主义的对立

    社会主义，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所促进的各项事业的社会性质和前进方向。因此，它是管发展的道路、战略及方针、政策等等的，是管总的。我们各项工作的总体，就是社会主义事业。

    但是，在一些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中，却存在一种反常现象：我们的经济明明在发展，他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反而动摇了。原因究竟在哪里？怎样实事求是地认识真假社会主义的区别和对立，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应注意以下六点：

    必须认清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具有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的文化制度。不认清这些制度特征，那是难以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流学者”极力宣传“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正十市场经济”（吴敬琏，《交锋》421页）之类，就是为了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区别，用私有制、西方民主制和以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卖国主义为主旋律的文化制度冒充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牢记三座大山是造成我们祖国贫穷落后的祸根，牢记私有制造成的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牢记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的屠杀和掠夺。在此基础上，使他们认清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认清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一点时说过：“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邓小平年谱》223页）不讲这些，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假反自由化。资改派们最怕讲这些，而且仍在进行反攻倒算。例如张维迎公开宣扬：“大家有闹革命的积极性”，“把太多的时间和心思都花在怎样去推翻别人”；因此，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乌有之乡》2005年2月3日）这不是公开反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让劳动人民重新当牛作马，又是什么呢？

    必须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公有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是铁的事实，是连美国人都承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指出：“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增长”，“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代世界史上的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主人公论坛》2005年4月13日）。不承认这个事实，显然是对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苦干数十年辉煌业绩的抹杀，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合理性的否定。这无疑是最大的不实事求是、最大的不公正。然而这样的事情，“主流学者”都干出来了。何伟质问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什么还体现不出来呢？”（《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第63页）曹思源则大讲：“‘公有制不比私有制差’的说法毫无根据”（《华岳论坛》2004年11月28日）。这足以表现出，这些人反对真社会主义、主张搞假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的立场是何等的顽固。

    但是，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在逐渐醒悟，钱理群就是一位。他最近说：“我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文化研究网》2004年11月28日）这当然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必须充分重视反和平演变斗争。一个可以打败数百万法西斯大军的苏联，却被戈尔巴乔夫一伙直接葬送掉，有力地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真正可怕的危险，不是凶恶的敌人和艰难困苦，而是和平演变。它造成的经济下降、两极分化、民族分裂、战乱不止等等，对国家和民族都是大灾难。我国的资改派为了在改革开放的招牌下继续推进和平演变，一方面很注意学习、借鉴戈尔巴乔夫一伙的经验，一方面很注意中国特色。他们的主要作法是：坚持把这种演变叫作改革，威胁“谁反对俄罗斯的改革，谁就是反对中国的改革”（马立诚、凌志军，《交锋》第273页），以压制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把“初级阶段”解释成“补课阶段”，如厉有为就大讲“我们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交锋》361页），为补资本主义的课造舆论；把“长疼不如阵疼”式的“休克疗法”变为“渐进改革”，以增加欺骗性，减少阻力；把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说成资产阶级的彻底消灭并且不会再产生，对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来的“复辟”即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的问题则闭口不谈；把以民主化、公开化为主要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变为以庸俗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主义”等等。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反和平演变的难度，所以要更加重视才行。

    必须防止把腐败增多等问题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张五常、周其仁等常常把腐败增多的原因说成是公有制和政府管得多。但事实是，在公有制占更大比重和政府管得更多的上世纪50年代，风气之好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赞扬。晓亮、钟朋荣等认为社会转型期必然带来社会动荡，但事实是，建国初期是更大的社会转型，却相当平稳。郑必坚、龚育之等历来不讲或否认腐败的增多和私有制经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市场经济体制有必然联系，但事实是，腐败的增多和它们的扩大和增加，在总体上是成正比的。有私人资本就会产生剩余价值即剥削，有资本剥削就会助长资本和权力的交换，助长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搞市场竞争就会助长单纯追求利润之风，助长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之气，这就表明了它们的必然联系。这些都是普通工人、农民都能看清的事实，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中，就既讲实行租赁制的必要性，又承认这种制度中是有剥削的。我们党对私有经济采取既鼓励又引导的方针，也是为了保证私有经济健康发展。

    还有些“主流学者”认为，新加坡、美国等比我国要廉洁得多，这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容易造成腐败。但事实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都相当严重；他们的赌城、“红灯区”和那一套剥削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公开的腐败；他们的“高薪养廉”实质上是当权者在剥削阶级内部分配占有的剩余价值时捞得更多一点，所以是一种变相腐败；他们用“糖衣炮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实施攻击，这是在输出腐败；他们利用霸权在全世界巧取豪夺，谋取私利，这里在搞国际性腐败。只要这样认清基本事实、基本道理，才会越看到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的增多，越痛恨资本主义，越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这里对以上八个方面的分析尽管是粗浅的，但也不难看出，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是非常尖锐、不可调和的。认清这一点，才能从更广、更深的程度上看出当前这场国企改革大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看出资改派的阶级本质和致命危害，从而打胜即将到来的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死大决战。

    邓小平同志强调，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在当前的斗争中，一批老中青学者如吴易风、程恩富、韩德强等；一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董明珠（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喻权域（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等；一批离退休和在职领导干部如李成瑞、吴瑞林等；一批工人如王二江（鞍钢）、周惠芝（西北一棉）等；一批企业家如赵林中（浙江富润集团公司董事长）、蔚严春（山东青州卷烟厂厂长）等；一批农民的带头人如王宏斌（河南南街村）、吴仁宝（江苏华西村），在党的领导下站在了斗争的前列，他（她）们应当属于当代最可爱的人。因为在当前这场关系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斗争中采取什么态度，对每个人特别是gcd员，都是一场真正的严峻考验。社会主义是牺牲数千万人和经过数代人艰辛苦斗开创出来的伟大事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依靠人民创造的伟大事业，所以人民群众决不会让社会主义红旗落地，他们一定会在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使五星红旗在伟大祖国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