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将为修缮工匠解决北京户口 大量更换展品

“每一位社会公众对于故宫文化遗产保护都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面对专访的北京青年报记者，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先是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随后说了这样一句重重的“开篇语”。

音量不高，也没有慷慨激昂，但单霁翔侃侃而谈，语速很快，除非一个话题结束，否则鲜有给予记者插话的机会。而他所有话语的核心都离不开一个字：新。

从今年开始，故宫在保护和继承“官式古建”上将采取新的制度：培养、考核并最终留用故宫的修缮工匠，逐步为其解决北京户口问题；为了解决“展览是故宫的短板”这一现状，今年，故宫将大量更换展品并且开放新的展览区域……

也许，在新的一年里，故宫和单霁翔都将会面临新的考验，但恰如他所说的：“保护好故宫文化遗产，建设好故宫博物院，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使命神圣而光荣，责任重大而艰巨。”

故宫修缮背后的制度改革

从今年开始，故宫将实行一项新的制度，即故宫自己新培养的古建修缮工人，经过考核，一经留用将获得北京户口。这个看似只是一个关于单位内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其背后却涉及故宫之前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人去艺亡。

北青报：据我所了解，故宫古建筑修缮面临着人力物力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市场上传统古建材料的品质难以保证，另一方面修缮技艺传承方面存在危机，身怀绝技的古建工匠越来越难寻觅，这似乎意味着故宫在古建筑保护与传承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单霁翔：故宫古建筑在建造、维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严格形制的宫殿建筑施工技艺，被称为“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2008年这项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宫拥有专业的修缮队伍，坚持使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传统技术，传承和发展着几百年来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最大限度地保持古建筑本来面貌和所携带的历史信息。

故宫古建筑修缮队伍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陆续进行过600多项古建筑修缮工程，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档案资料。但是，2010年，故宫古建筑修缮队伍解体，因为古建筑修缮工程在现行的财政管理体系中被视为一般性的土木工程，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造成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方面的问题。如此下去，“故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将面临“人去艺亡”的严峻局面。

北青报：当时在制度层面，我们遇到哪些困难呢？

单霁翔：故宫现有木、瓦、油、画、石等各项作业的专业技师大都具有30年以上的从业经历，专业技能高超，实操经验丰富，但绝大多数已经接近或达到退休年龄。仅2016年，修缮技艺部退休的古建技师就有7人。按照有关人事制度规定，他们属于工人身份，不能够返聘工作岗位。

近年故宫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15位年轻人，按照“三年零一节”的学徒方式，制订了从“应知应会”到实际操作等较为详细的培养计划，以口传、心授、手教的形式随同师傅到施工现场边干边学，旨在恢复传统的以“师承制”方式培养营造技艺人才，使技艺精湛的工匠们能够将所掌握的绝技传承下去。

通过近四年师徒的共同艰苦努力，这批年轻人已经分别掌握了官式古建筑营造中多项操作技艺。但是目前进入事业编制的人员需具有北京市城镇户口，受户籍制度等政策限制，他们很难获得事业单位编制而成为故宫正式员工，因此面临人才流失的状况。

现有古建筑修缮工人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不足1/10，修缮队伍技术水平普遍下滑。由于修缮队伍缺乏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在施工操作中表现出种种不规范，不但与故宫官式古建筑修缮工程的应有质量相差甚远，而且使传统营造技艺传承难以为继。

北青报：今年新实行的制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单霁翔：故宫的这些官式古建营造技艺老工匠们默默无闻，应该明确师承制的这种体制，给他们一定待遇，让这些老师傅承担起故宫修缮工程把关指导的角色，才能使我们的修缮确保质量。故宫面临的“制度困境”经过政协提案与多方呼吁，已引起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目前，以上状况都获得不同程度的解决。在多方协调下，七位师傅目前已经全部返聘。故宫建立特殊人才选聘制度，保证专业工匠队伍的稳定和培养，对于经过系统培养的保护传承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后，可以不受户籍制度限制，作为专业亟须人才加以安排使用。

他们的身份是工人，只要经过考核留在故宫，我们就给他们解决北京户口。

北青报：人事问题解决了，是否意味着解决了所有问题？

单霁翔：我们改变通过招投标程序选择文物修缮企业的机制，制定专业技术队伍相对固定、培训有保证、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这是古建筑保护修缮的最根本保障。同时，改变采取政府采购的方式，解决古建筑修缮传统材料供应问题，扶植传统材料生产企业，同时强化质量管理及监督。

北青报：在这次养心殿的修缮中，故宫采取了一种新的尝试，把修缮、科研、展览、人才培养全面结合起来。故宫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

单霁翔：与以往故宫众多的古建修复不同的是，我们此次启动的是“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希望藉养心殿的修复工程将“古建筑修缮工程”上升为“古建筑保护研究”。

我们将养心殿修复当作科研工作、文化工程来对待、当作整体项目来运作。借助此项目，开辟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途径，建立工匠招募、考核与培训机制，建立官式古建筑修复材料供应基地，制定材料性能标准，为挽救濒临消亡的古建筑营造工艺、装修工艺以及文物修复工艺做出贡献。

我们还计划恢复古建筑“八大作”，即瓦、木、土、石、搭材、油漆、彩画、裱糊的匠师培养机制，将文献研究、保护修复、检测分析、价值评估的专业梯队建设起来，为将来文物建筑遗产的保护储备新生力量。同时，33项“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专项课题”获得立项，为项目提供具有支撑作用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力量。

文物修复背后的思维创新

去年，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这让更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故宫的文物修复。而故宫文物医院的开放，更让游客能够直接观摩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这一系列工作的背后，又体现着怎样的一种工作思维呢？

北青报：故宫不仅承担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还要承担学术研究的职能，故宫如何处理这两项工作的轻重缓急呢？

单霁翔：我们在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力度。过去我们的员工忙于当前的工作，好比故宫修缮、文物修理，今天我们成立了15个研究所，都是专门人才，大家共同研究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物医院的建立，使得高科技的检测、分析仪器和方式方法应用到文物藏品的修复。过去我们凭经验来修，今天则有了科学的分析。例如一件破损青铜器到故宫，以前就是填单子上报，再送到文保科技部门去修，青铜器专家就会凭经验去修。今天一件青铜器，我们就会先检测它的年代、出土地点以及其他信息，然后分析它的金属成分，最后得出用什么样的方案修理最合适……经过一系列研究，再送给我们的专家，根据分析结果再来修。这种方式也可以使未来的人们知道当时对这件青铜器做了什么样的修缮过程。

北青报：这种工作所体现的思维体系是如何而来的呢？是依据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术理念，还是以往的工作经验，抑或是同故宫的专家共同研究确立的？

单霁翔：这种思路其实有很漫长的历史形态形成的，例如有梁思成先生对古建筑的态度，所谓修旧如旧，即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又像《威尼斯宪章》传入中国，“不改变文物原状”这样的理念传入中国，尤其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这样的理念在中国开始深入人心。

对于古建筑和对于文物，过去是两张皮，专家分别是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共通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里物理、化学等方面高科技的引入，有很多人认为这与传统工艺的传承是有抵触的。今天，我们看到多种学科融合以后，这些传统工艺如虎添翼。我们希望故宫的文物保护，无论古建筑还是藏品，能够形成一个经过实践考验的研究性文物保护体系。不是仅凭传统经验，而是把传统经验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进行传承。

记者：我们的人才储备盯得上吗？

单霁翔：老员工现在大量退休，过去一些老员工的重复性工作，比如售票、验票、安检、食堂……这些有500多人。现在，我们把这500多个岗位通过招投标，由社会公司来做，由此腾出500多个名额用在我们最需要的技术岗位和专业部门。

故宫医院过去是七八十人，现在有130多人，四五年以后会到200人，这样修复文物的人才得到汇集。这种汇集就要看你的吸引力了。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使大量的学子希望能参与到故宫修复工作中。我们最多一年应聘故宫的有18000人。因此我们抬高了门槛——一流高等院校硕士以上的毕业生，录取可能性会比较大。他们报名以后，我们会进行系统的培训，因为他们离故宫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来看，进入故宫的百里挑一的年轻人非常珍惜这个岗位。工作比较稳定，虽然我们工资不高，但他们接触的都是国宝级的文物，有一种自豪感。

今年要大规模更换展品

在单霁翔看来，展览，与故宫的文物修缮、科学研究以及观众游览等工作相比，是一块短板。今年开始，故宫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

北青报：很多人还记得“石渠宝笈”特展引发的盛况。这个展览改变了人们对故宫过去的展览一成不变的印象。但是，对于藏品总数超过180万件的故宫，当前展览的呈现仍旧不能满足观众们的期待。您认为如何应对庞大的藏品数量与当前有限的展出品之间的落差？故宫展览策划的思路又是怎样的？

单霁翔：按照故宫目前展览的情况，每年展出的一万多件藏品，与180万余件（套）的藏品总量来说确实太少。经过努力，这个情况将出现重要转机。一是经过7年的文物清理，文物藏品总目得以向社会公开。二是故宫开放面积也将不断扩大；三是“平安故宫”工程北院区项目中，新的大型博物馆设施正在规划建设中，未来可以解决院藏的大量大型珍贵文物因场地局限而长期无法得到及时、大规模的科学保护和有效展示的问题，同时把传统文物修复的技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给公众。

过去我们专题展览更换的展品比较少，一个展览十年八年不更换展品，今年我们要大规模的更换展品，使更多的文物能够与观众“接触”。

另外，我们要办综合展览，包括我们去外面、各省市和国外的展览，不是只用一类展品，而是构成一个时代，一个历史、一个故事的综合情景。

在未来，我们要关注一些过去人们忽视的展览题材。比如我们正在东华门下布置石刻文物展厅。今年底，开放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家具库房——南大库，将展出2400件人们从未见过的明清家具。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筹建以后，很多精美的文物和展览可以到香港持续展出。2月份我们还将在厦门鼓浪屿建成故宫博物院的外国文物展览馆。

如今，故宫的每一项展览，都是在精心策展、提升展览内涵与展示效果的同时，展览图录制作和相关书籍出版、召开学术研讨会、研发数字影像辅助导览、展览宣传策划等都同时展开，并且针对重点展览研发相应的随展文化创意产品，使每一项陈列展览“立体化”，让社会影响最大化、观众体验最优化。

给予游客以尊严

单霁翔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多次提到要让观众“有尊严”地参观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刚刚过去的2016年，故宫全年参观人数又创下16018540人次的历史新高。面对汹涌而来的观众潮，故宫是否又面临新的压力？

北青报：听说您曾经被故宫里发小广告的人骂过？

单霁翔：我走在故宫的开放路线里，总能看到那些发小广告的和黄牛党。他们后来也认识我了，看到我就互相传“那个老头是院长”。我觉得这些人破坏了游览秩序，决心治理。但这些人一开始是很猖狂和肆无忌惮的，你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敢当面骂你，但为了游客的游览秩序必须要治理，不能怕挨骂。

北青报：几年过去，您认为参观者获得他们的“尊严”了吗？

单霁翔：在我上任之初，每到节假日，远道而来的观众们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参观故宫一票难求。观众们要排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伍才能买到门票。等到能够参观了，观众们往往已经疲惫不堪，累得席地而坐。

故宫博物院不仅要让文物有“尊严”，还必须要让观众同样有“尊严”。第一是改善售票和安检环境，多数情况下观众在3-5分钟内就可以购买到门票；引入社会化安检机制，增加检票和安检通道，避免检票入口的拥堵。第二是设置与环境相配的座椅，让观众“有尊严地休息”；第三是扩建洗手间，端门广场区域增加了女性洗手间的面积，解决观众如厕难的问题。另外，还通过设置观众服务中心，提供各种咨询和服务项目；院内故宫商店进行统一规划、重新布局，部分商店进行重新装修、改陈，提升文化产品的展示效果；改善陈列展览的质量，调动观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感，尽力缩小陈列展览与观众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

北青报：对于游客，故宫除了2015年开始的限流以外，还有什么措施来疏解游客众多所带来的流量压力。

单霁翔：80%来故宫参观的观众都是只看中轴线，故宫要打开更多通道，用新开放的展厅和更有意思的展览，分散疏导客流。

2015年，故宫西路正式向游人开放，为观众游览带来新体验。包括断虹桥、冰窖、数字所（观看故宫VR）、新开放的西部断虹桥至慈宁宫区域，将两处之间的南北向通道打开。至此，故宫的开放面积在2016年底前达到76%。到2020年，故宫将实现“红墙内无办公区”，把红墙以内整体作为陈列展览、接待服务、观众参观的空间。届时，故宫对公众的开放面积将达到总面积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