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戏外情事：曹禺与杨振声从师生到情敌

曹禺与第一任妻子郑秀1930 年代合影。郑秀 是《北京人》中思懿的原型。 （张耀杰/供图）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1937年8月，杨振声与梅贻琦、张奚若、叶公超等人同车南下。抵达南京后，杨振声任教育部代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1940年夏天，日军进占越南，迫使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交通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联大当局为此在云、贵、川接合部的川南重镇叙永设立分校，招收当年考取的六百多名新生到此学习，由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分校秘书刘康甫父女二人随杨振声一家来到四川，合租小街子五十号一所民房暂住。

山东大学校医邓初，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携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江津，与当地乡绅邓鹤年（蝉秋）、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在邓鹤年叔侄帮助下，他于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开办延年医院。1940年夏天，被方琯德从江津带到江安的方瑞，与吴祖光同住一个大院，对门就是曹禺的住家。所谓的“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令曹禺一见钟情，接下来便是两个人旷日持久的婚外情恋。

曹禺当年的合法妻子郑秀回忆说：“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译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译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琯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与郑秀的说法相印证，吴祖光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方瑞没上过大学，像杨振声、赵太侔这些教授，都建议她父亲不要送她上大学，就在家里读书，他们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闺秀。……曹禺很喜欢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帮助曹禺抄写剧本的方瑞，在《北京人》中也把她与干爹杨振声等人住在阴森闹鬼的北平西城西斜街的生活经历以及环境氛围，融入了《北京人》的剧情之中。与此相印证的，是杨振声后来在《邻居》一文中对于老北京城区的市声天籁的相关描写：“反正我喜欢那几堆古石，一院荒冷。可是，你再也想不到，正当一个寂寞的黄昏，隔街传来卖麦芽糖的小铜锣的声音，那正是向晚人归的时候。而当当的小锣声，传达来街市的寂静，行人的倦意，孩子们的欢欣。忽而，突然凌然从西邻人家飞来一种吱哑哑的金属声，那是北平廉价出售的无线电。从此我就再无宁日了！”

1941年10月24日，由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据张骏祥回忆，“《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曾皓有杨振声的影子。杨振声与方瑞的父亲是好友。曹禺很讨厌这个人。当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据。剧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几个人合成一个。”

就在《北京人》的演出引起轰动的时候，被曹禺当作曾皓生活原型的前辈师长杨振声，也在并不遥远的川南叙永和云南昆明，关注着曹禺与自己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人生戏剧与戏剧人生。1942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吴宏聪，在杨振声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曹禺戏剧研究》。据吴宏聪回忆，杨振声把他约到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小时，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评论都跟我谈了，甚至还把曹禺抗战时期在四川江安与xx女生恋爱的感情纠葛也跟我讲了。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反复强调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和怎样去写这样的作品。……我在联大四年，选修了不少课程，都有收获，但先生这一课是最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