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中国五大良心言论(转)

Jolieの拽拽

“不是好人，不能做药”
-----来自：修正药业集团董事长 修涞贵

修正药业集团，我国著名医药企业。企业成立11年来，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吉林通化市医药工业研究所制药厂，发展成为中国制药企业集团前六强。成为我国现代制药企业的代表。

　　2006年6月1日，“修正”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这是继“修正斯达舒”荣获首个胃药驰名商标后，修正集团再次获得的驰名称号。这也使得修正药业成为我国唯一拥有双驰名商标的医药企业，从此消费者买药有了双保险。

　　“不是好人，不能做药”，就是这样一句看似普通的大白话，却正是修正人打造驰名品牌的立足点，更渗透着他们对消费者的良心承诺。

　　“欣弗事件”、“齐二药事件” 、“安徽阜阳特大制造贩卖假药案”……2006年层出不穷的医药安全事件不断触动公众脆弱的神经，同时也影响着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药品行业遭遇消费者信任危机的背景下，修正药业“不是好人，不能做药”以及“做良心药，做放心药”的宗旨无疑成为了人们对全体药品行业的要求。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永远是没希望的。”
-----来自：经济学家朗咸平

如果说，大学讲坛是“不该说话的地方”，那么，香港经济学教授这种指陈弊端的学术文章，内地的学术刊物敢登能登吗？即便刊物想用，企业会不会想办法摆平；即便企业摆平不了，影响地方政绩的事，地方政府会不会想办法缩小影响；所以，郎咸平应邀来内地大学讲演，恰恰找对了说话的地方。将言之有物的真学问，光明正大地讲出来，笔者欠学，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家法律或学规说没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的东西就不算学术，就是“在不该说话的地方说话”。

何谓“不该说话的地方”，说白了，大概就是不该到内地的大学讲演、把问题捅开吧。大学的讲坛如果是“不该说话的地方”，什么地方是“该说话的地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好像没有规定中国什么地方是“不该说话的地方”，自然，更没有规定大学讲坛就是“不该说话的地方”。

　　中国的上市公司对股民缺乏一种信托责任。这些企业来上市的目的，说好听一点是募集资金，实际上存在着圈钱嫌疑。现在是否应该定一个法规，确定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谁。现在是不是搞错了，好像没有人认为上市公司的主体应该是全体股民。如何才能确保股民的利益呢？而股民没有话语权，甚至连司法权都没有，股民没有机会、没有权利控告哪些违法的上市公司。这个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所以，全国最无助的人群就是中国股民了。”

　　在这种背景下，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股市动荡。因为股民对股市失去信心后，他们能够做什么呢，唯一能做的是不再炒股。郎咸平认为，中国股市现在不是缺钱，对于中国政府目前推出的各种利好都不重要，现在缺少的是信心，缺的是上市公司信托责任。信托责任不是口号，不是讲几句要不要良心的话的问题，这一点用都没有。信托责任靠的是严峻刑法。


“一个人最开心的是不要瞒着自己的良心”
-----来自：中科院院士钟南山


　　“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2006年3月4日，在政协医卫界的会议上，钟南山就“一药多名”现象高调质询药监局官员。


　　钟南山的言行被人认为是理所应当，包括在场的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认真听完会议后，张敬礼特意走过去：“钟院士，您谈得非常好，您说的问题我们一定下大力气解决。”

　　钟南山是一名普通的政协委员。在2003年以前，他并没有受到公众的特别关注。在当年那场非典战役中，在重重压力面前，钟南山坚持真理的勇气赢得全国人民的尊重。此后，钟南山被视为医药界的良心。公众对他的印象是敢言其他人所不敢言。

　　当着药监局领导的面，钟南山毫不客气：“药价虚高和新药审批把关不严有密切关系，国家药监局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代价就是证明。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药监局也有责任。”钟南山批评医药界陋习毫不留情：“医生收红包现象极为丑恶。”

　　他对平价医院的理解也道出许多老百姓的心声：“我认为，政府出钱多，老百姓出钱少，这就是平价医院。”

“让入股煤矿官员整日不得安宁！”
-----来自：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

李毅中被媒体戏称为“救火队长”，一年来他不断奔走于事故现场，开创了内地高级专责官员每逢重大安全事故就要亲自到达现场的惯例，也引发了“清纠”和“关矿”风暴。

　　李毅中以“狠话”多而著称。比如他说过，做安全生产工作要任劳更要任怨，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魄。
　　两会上，他继续一贯的语言风格。“矿难遇难者每人20万的赔偿标准‘肯定是低了’”。　全国两会的时候，李毅中频繁穿梭在人大各个代表团与众多媒体之间。每次，他都要面对几乎同样的诘问——中国安全生产形势究竟何时能实现根本好转。没有人比李毅中更希望早点知道这个答案。

　　对于那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入股煤矿的，李毅中说，一经查出，就地免职，依法严肃处理。“查事故的同时要查事故背后的腐败，发动群众举报。事实证明这一条很见效。群众举报出来的线索，我们负责任地清查。让入股煤矿的官员又不愿坦白的，整日不得安宁。”

“靠喝患者的血，我于心不忍!”
-----来自：山西一位姓陆的药品经销代表

山西一位姓陆的药品经销代表良心发现，辞职后找记者披露了药品经销回扣的重重黑幕，提醒患者就医时不要一味要价高的药!

谈及药品“回扣”，陆先生特别气愤。他说，做了三年药品经销代表的他一直不太在意药品“回扣”，直到几天前在省城一家医院遇到外地来治病的一位妇女才大吃一惊。这位妇女因无法支付高昂的药费不得不中止治疗，眼泪汪汪地离开医院。而这位妇女服用的药品中，就有他经销的药，而药价因多方“回扣”，已比出厂价高出几倍。回到家里，他十分难受。“靠喝患者的血过日子，我无法忍受!”第二天，他愤然辞去某药厂药品经销代表的职务。

他说，初做药品经销代表时，曾聆听过总代理讲经销“诀窍”：一种新药品上市要想到患者手中，必须将进攻目标锁定在医院。而医院的第一关是药剂科。只有得到药剂科的首肯，医院才能试用。这一关最为关键，必须用最好的“糖衣炮弹”一次成功。其次是科主任。药品试用结果的好坏全在他的一张嘴上。故这一关也必须攻破。而要攻破这一关，除给科主任必要的“物质鼓励”外，还得承诺按批发价的百分之多少给科室以“回扣”。这样科主任才会以“临床效果好”为由提出进货申请。第三关是医院药事委员会。药事委员会一般由分管院长、药剂科主任、科室主任组成，掌管着药品进货的最终审定权。故这一关也得破。破的方法很简单：按权力大小，给每一个人以好处。第四关是医生。药品进了医院药房后，必须由拥有处方权的医生“卖”出去。医生是药品最终效益的体现者，故这一关更得破。破的方法也简单，就是按“卖”出的数量多少给医生以“回扣”。陆先生说，闯这些“关”都得投资，数量从几百元、上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这样一来，一瓶出厂价还不到15元的药，到医院的药房里就要卖百十元了。

这位药品经销代表说，现在国家严格控制药品“回扣”，故“回扣”多以“三非”(非工作时间、非公众场合、非物质形式)的形式出现，纪检部门真要动真的查处，还很难查清楚!但药品经销代表都有一本“回扣”账，而医院方面的人都会按“约”来经销代表处领“回扣”的!

这位经销代表要记者提醒患者，就医时要尽量请求医生开一些价低而疗效好的药!

天使狂

唉呀唉呀唉呀唉呀唉呀唉呀唉呀唉呀唉呀唉呀唉呀

Cooper

我就太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