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 [转]

樱花乱舞

近读杨奎松先生所着《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以下简称《恩怨》），其中第8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论点，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1]这叁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来自苏方的资料。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为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我们现存的历史档案中去寻找事实的真相。

从1945年9月到1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各解放区部队陆续进入东北的初期阶段，不断受到苏联东北占领军的限制和排斥。苏联方面反复无常的态度，给东北野战军开辟东北根据地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即决定各解放区部队全面出击，迅速扩大解放区。冀东军区李运昌部队和山东军区万毅部队奉命进军东北。9月5日，冀东第16分区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开始扩充部队，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编了万余人，获得了大批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但由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签有条约，中共军队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苏方的不安。9月14日，苏军驻东北最高司令宫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联络官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去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苏军方面的立场是：“（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联）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当时，苏方的态度是严守中立，并未给中共方面任何优待。[2]但曾克林在向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汇报时，将东北情况说得非常乐观。据中共中央9月16日给各解放区的情况通报中针述曾克林妁话说：“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为2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红军不允许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军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任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现在满洲最自由，一切人只要不带武器，不用八路军、gcd番号，即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3]曾克林的汇报使中共领导人非常兴奋，9月15日当天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苏军代表一起乘飞机去沈阳。彭真等走后，刘少奇向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并称这是“千载一时之机”。随后，刘少奇还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和干部轻装前往东北接收武器，开辟根据地，掀起了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大战略行动。彭真等到达沈阳后，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情况也根本不像曾克林所说“枪支弹药可以随便拿到”，而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追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曾在延报告数不确。”“绥中飞机已被苏军搬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他表示：“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4]此时，各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已经上路。因上级说到东北可以领到新武器装备，许多部队出发前将重武器留给根据地兄弟部队，只带了少量枪支弹药。当1945年底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武器可资补充。此时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已从秦皇岛登陆，向锦州、沈阳步步逼近。而苏方为了履行与国民党的约定，于11月19日强迫中共东北局离开沈阳，并规定中长铁路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当局。为此，中共中央被迫改变策略，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弃对大城市的占领，在农村开辟根据地。[5]由于苏方许诺的援助落空和对中共的排斥，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3师是进军东北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主力部队，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时，黄向中央报告情况说：“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6]当时各主力部队都寄希望于李运昌部，李运昌部奉命将沈阳获得的武器运往锦州，补充主力部队。但是李运昌的新部队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即发生叛变和逃亡，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东北局组织李运昌部“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9万发在内），叁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鞋、帽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000支步枪，机枪300挺”。“自离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但是各部队并没有得到，经调查后李运昌承认：“由叶柏寿及马叁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又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枪

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部补充黄（克诚）梁（兴初）师，后因该部来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结果，黄克诚师实际得到的武器是“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国夫）师、梁（兴初）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7]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为“老兵老枪，新兵新枪”。在武器装备远劣于国民党军的状态下，中共中央决定调整战略。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要求进入东北各部队作长期打算，在东满、西满、北满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地、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建立根据地。他强调： “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8]依靠苏方提供援助的话，这里一个宇也没有提。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彻底丢掉幻想，准备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恩怨》一书中所说苏方向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几十万人装备的叙述，实属子虚乌有。

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壮大，虽然只有短短3年，却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那么，东北野战军的武器装备是怎样发展的呢？这里根据历史档案资料，作一简要回顾：炮兵的发展是最典型的例子。据四野司令部编成的《日寇投降后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部队实力统计表》计算，1945年底，东北野战军总数为107959人，拥有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挺、掷弹筒59个、追击炮64门。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9]这个基础比关内的山东野战军要差得多。说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未得到任何外来援助的重武器，连枪支都补充得极少。因此，东北野战军在建立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将各部队分散开来，搜集日伪散落的武器，并进行剿匪，以此作为扩充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炮兵的总结说：“东北炮兵建设中火炮的来源全靠战斗中缴获，或由各地搜集敌伪遗弃或撤退不及散藏各处的火炮来装备自己。这些火炮都是经过敌人破坏分散而遗弃下来的残缺不全的火炮，不经过修理是不能使用的。因此我们建设炮兵必须同时建设炮工，建设炮工和建设炮兵是分不开的。”在朱瑞领导下，炮兵干部“在抚顺收集了20余门高射炮，在沈阳抢出几辆坦克，在抚顺、通化等地收集了几十辆汽车。移师牡丹江后更派人四处搜山，先后在镜泊湖、阿尔山等地收集了上百门山、野、榴弹炮及各种零件近万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叁个榴弹炮团，并由南满炮兵旅拨来一个炮兵团（收集的山炮全交给了纵队）、一个高射炮大队、一个战车大队。”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下的炮兵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其中，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300余门。[10]半数左右的炮经过修理可以使用，山炮、迫击炮分到各纵队，重炮集中使用，组成特种兵纵队，亦称“炮纵”。在1949年初“叁下江南”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首次使用了重炮，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可以说，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拾破烂”建立起来的。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军工的创业同炮兵一样，也是白手起家。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下属的兵工部部长韩振纪，带领一批关内来的干部在南满通化建立最初的兵工生产基地。国民党军侵占南满后，韩振纪等带着机器和原料经北朝鲜转移到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成为东北野战军第一个正规的兵工基地。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机器少、资金缺，没有技术人员。他们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开展生产，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大连、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鸡西、辑安、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修械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基本满足了野战军作战需要。[11]毛泽东对东北的军工生产寄予厚望。 1947年7月10日，他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的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11月13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林彪和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12]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于1947年9月召开第一次军工会议，统一组织，分工生产，增加产量，担负起支援关内解放战争弹药供应的重任。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局发生了巨大转折。中共占有了东北地区绝大多数的乡村、县城和中等城市，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为了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东北军工事业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原料问题基本解决，工厂设备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有分工的规模生产格局。据建新公司1948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军工一厂完成山炮弹弹体77000多个、弹壳11000多个；二厂完成引信80000多个、底火38000多个。火药厂生产无烟火药17吨，化学厂生产硫酸2000多吨，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1200多吨。机械厂生产出冲压机、水压机等军工生产急需的机械。军事上和经济建设用的铁丝、木板、锅炉等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各地。此外，大连生产的收发报机、电话等通讯设备、药品，也是解放区的主要来源。[13]到1948年6月底，东北军区军工部共有大小工厂55个、工人10000多、干部2500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家业，基本上可以满足野战军在东北的作战需求。当时，东北局特派李一氓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专管对关内务解放区的供应和贸易工作。东北局还作出决定：1947年9月东北军工会议确定的由大连制造24万发炮弹供应关内的计划不变。 1948年要扩大炮弹、引信、叁酸的生产，恢复炼焦厂，制造黄色炸药，仿造子弹机器，恢复扩大安东和南满的有色金属矿，保障大连的军工原料。这些工作后来都一一得到了落实。[14]

1948年是东北局势全面扭转的一年。东北野战军在多次战役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军工生产也形成规模，基本保证了部队作战的弹药需求。 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之前，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统计为：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枪385134支，短枪50352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六零炮2890门，迫击炮986门，山炮324门，野炮194门，榴弹炮92门。除重炮外，从数量上看已形成了优势，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东北叁年解放战争期间，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分散游击的生产到形成规模集中生产，从枪械维修、生产部分弹药到修理坦克、火炮，生产各种枪支大炮，取得了显着的成就。这不仅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有力地援助了关内的解放战争。上述事实雄辩地说明：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将士和后方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不是单纯依靠苏联的援助取得的。如果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的。

如果考察一下《恩怨》一书中提供的数字，不难看出，苏方的资料是不可确信的。书中第235页写到：“据东北局报告，苏方已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并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可以想象，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炮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遗憾的是，这个材料未注明出处。从前面引述的朱瑞报告看，苏军在1945年11月撤出沈阳前并没有给我军什么炮弹。再有，《恩怨》第251页引注1记录苏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坦克约600余辆、飞机800余架之事，也是无中生有。根据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统计，从1945年、12月组建战车部队开始，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搜集、缴获的坦克有中型坦克23辆、轻型坦克31辆。锦州战役使用坦克最多，也仅有15辆。[16]飞机则更少，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建立航空学校（亦称“东北老航校”），搜集了100余架破旧的日式飞机，经过修理有30余架可以使用。后来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开始训练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由于飞机中多数是教练机；无法形成战斗力。东北解放战争中我野战军一直没有使用飞机作战，只是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那么，苏联究竟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哪些帮助呢？1962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四野战史讨论会上，原四野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在谈到解放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时说：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18]刘亚楼提到的购买武器，当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仅剩下北满和南满临江等少数根据地，部队损失大，武器弹药缺乏。东北局一面根据“七七决议”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剿匪斗争；一面整顿部队，补充兵员和武器。面临国民党军随时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压力，东北局于1946年10月19日报告中央：“东北斗争之能否站住与发展，关系全国将来形势转变甚大。这里主要的特点是能依靠国际联系建立有重武器装备的军队。”[19]当时苏联因自然灾害缺乏粮食，希望从东北进口粮食。野战军武器弹药极度缺乏，急需得到补充。这样就有了与苏方的谈判。但是苏方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有条约，两次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刘亚楼亲自赴苏，依靠他在苏联多年的经验和关系，达成了以粮食换武器的协定。北满根据地在粮食和铁路运输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动员群众，在短时期内征集了100万吨粮食出口。当时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20]在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则伸出了援助之手。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过去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两年多来，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2000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重2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提出的24个车皮物资；第叁批是朱瑞提出的110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600到800个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东北局办事处的同志们为朝鲜同志的热情帮助而深受感动，他们回忆：“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同志，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般都给予了圆满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说，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于我们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另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金日成的态度也影响到驻朝的苏军和苏联顾问，他们当时也给予我方不少帮助，给我方解决了不少问题。[21]这一时期中共方面究竟从苏联和朝鲜购买了多少武器，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但绝不会有苏联方面的资料说得那样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考证一下东北野战军各时期武器装备的统计。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的实力统计为：人员324571人，长枪160881支，轻枪机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 1947年4月夏季攻势前实力统计为：人员462867人，长短枪237910支，轻机枪7768挺，重机枪1495挺，各种炮1219门，坦克25辆。[22]这期间野战军进行了“叁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缴获不是很多。除去剿匪所得、各部搜集修复补充的武器，数字间的差额中应有一部分是从苏联购买和朝鲜援助的武器。这个差额，与《恩怨》一书中列举的数字依然相距甚大。本文用了这么多笔墨，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感到：近年来关于中国革命和领袖题材的作品甚多，但有一股不正之风。有的作者不去认真研究历史，不注重史实的考证，热衷于编造”“秘闻”，任意发挥，伪造或歪曲中国gcd和军队的历史。对于那些所谓“纪实文学”，不值得我们花费精力去评论。因为它是演义和野史，不属于历史着作的范畴。但是目前学术界也有人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这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都是有害无益的。笔者赞同金冲及先生在《恩怨》一书序言中说的话： “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本文力求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愿与杨奎松先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