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推行廉政，提倡节俭的故事

北方人

雍正皇帝推行廉政，提倡节俭的故事

摘录自《大改革家雍正——反对利益集团实录》
作者：梅朝荣

清雍正认为，一个人只有为官清廉，才能主持公正。为此，雍正帝告诫官员：“以循良为楷模，以贪墨为鉴戒…操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以为良吏。”
   
雍正帝对于清廉刚正的官员很爱惜。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廉洁著称，雍正帝曾赐他御书"公勤廉干"匾额一方。李卫不苟同于官场积习，无所瞻顾，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员，这些人串通告状。雍正帝心中有数，指出：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取其操守廉洁，勇于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为膜外之颓风耳!"

雍正帝虽然很重用清官，但他对清官也会作具体分析。他说：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难有起色。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认为常三乐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帝知道这件事后，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由此可见，雍正帝不仅要求官员们清廉刚正，而且要有真实的才干。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帝还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

雍正帝要求官吏必须为官清廉，但同时也反对某些官员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钓誉。为此，他指出："取所当取不伤乎廉，用所当用不涉乎滥。固不可竣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

这就是说：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应用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所以，既不要剥削老百姓，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

在官场上，确实存在着沽名钓誉的现象。清朝曾经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名实兼收"。对此，雍正帝进行了入木三分地分析："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即：这些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廉洁无私，实际上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应尽的民生职责并不经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关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可谓名利双收。

为了有效地推行廉政，雍正帝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雍正帝素喜清淡，"御膳"常常是烧豆筋、炒豆芽等几个简单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饭。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未动的菜则回锅热热下顿再吃。连李卫都感叹皇帝太"寒碜"，雍正帝则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啊!"雍正帝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也没到江南做过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

雍正帝明确指出："世人无不以奢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即：世人都反对骄奢淫逸，都把勤俭当作美德。假如群臣反过来都以奢侈为时尚，那又怎么去教导百姓们提倡节俭呢？

应当说，雍正帝的确是一位胆识皆备、办事雷厉风行的皇帝。他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他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实行了独具特色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他坚决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力倡廉政，整饬吏治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王朝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打响了第一炮，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严惩贪吏，雷厉风行

雍正帝在清查亏空的活动中查出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为了肃清吏治，辟一朝清廉之风，罢官、抄家，是雍正帝对贪官们采取的严厉惩戒措施。

雍正帝采取的罢官策略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他们的常用手段就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帝要改革，是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凡是贪官，一经被人告发，就要革职离任，不许再像以前那样可以留任以弥补亏空。如果已经清还完毕，尚可为官者，由吏部奏请。



实行社仓，节约粮食
   
可以说雍正帝当时首先照顾粮食生产是无法之法。在清朝，较低的生活水平和一部分地区不畅的交通状况，使得国内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协调是无法办到的，因而只能力求先确保百姓果腹，在当地解决当地问题，孤立地协调种植结构。显然这种方法虽然不利于后世，但在雍正朝，却是当时条件下的现实出路。

提倡实行社仓，这是封建统治者实现救荒的办法。早在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便出台了较成熟的救荒措施---义仓。隋文帝杨坚首倡义仓，唐太宗李世民将之推广，方法是政府代储百姓丰年余粮，以备荒年之用。当时吏治清明，贪贿现象较轻较少，李世民的一些大臣都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如魏征家无正堂，岑文本家无尺素，这种自上而下的良好世风为义仓的实行提供了现实基础，义仓中的粮食，官员不敢分毫动用。但事实上这种丰年积粮备荒年的仓储办法，早在宋代就由于吏治颓败而难于实行，所以著名的老夫子朱熹虽大力提倡，却一直难于实现。康熙帝执政时期但有官员建议推行义仓，康熙帝一概不准。有个姓张的户部侍郎呼声最为激烈，康熙帝就请他去实际体验一下，让他至山西身体力行，结果处处碰壁，张侍郎满面羞愧，主动奏请作罢。

北方人

雍正帝同其父康熙帝对此事的态度大不一样，他即位后不久，就谕令湖广督抚杨宗仁等设立社仓。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他，强令百姓缴纳仓粮，规定凡交正赋银一两的，外纳社仓谷一石，并以存储多少作为州县官的考成，这等于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雍正帝于二年（1724年）提出明确的社仓办理办法：由民间承办，不用官办；官员只宜劝导举行，不可强迫命令仓中存粮数目、出入办法。同时确定管理奖惩办法：仓粮由百姓捐输，捐至十石给花红，三十石以上挂匾，三百石以上的给八品顶戴；每社设正副社长，选择人品端方家道殷实者充任，表现优秀者十年以上亦给八品顶戴；侵蚀仓粮的依法严办；借谷收息，一石加息二斗，若遇荒歉年头，小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

办理社仓难于进行，雍正帝并非没意识到。他知道富饶之家自有储蓄，即使遇上荒年，也不会依赖仓谷，所以不愿输纳；贫穷人家希望社仓办好，然而却无力纳粟。百姓们为避免吃亏，也都不想缴纳仓粮。官吏对有关考成的平仓尚有侵蚀挪用之弊，对不计考成的社仓更难望其用心办好了。雍正帝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他个人富有挑战精神，即使知道此事难以成功，还是要放手一试。这也说明他救荒心切，想造福于民。而且，社仓对于灾年赈饥的确发挥着意想不到的效果。西北战事骤起的时候，陕西总督岳钟琪奉命设立社仓，采买谷麦近四十万石，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提倡实行社仓是雍正帝实现救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提倡节约粮食则是雍正帝另一项防患于未然的措施。雍正帝不仅深知"民以食为天"、"农为天下之本务"的道理，而且看到了人口日益增加而粮食产量有限、"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的问题。为此，他在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慎重仓储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爱惜和节约粮食。

雍正二年(1724年)，他谕令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类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者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抛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数年之后，他得知膳房沟水内仍有倒掉的饭食，又训诫膳房太监说："膳房沟水内魁弃饭粒甚多。从前不时晓谕，尔等并不严饬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轻恕尔等，不单罚尔等之俸、革膳房人等钱粮而已。慎之!慎之!"

在这里，雍正帝为节约粮食可谓费尽心思，从人食、猫食到鸟食，交代得清清楚楚。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专门为剩粥剩饭的处理下一道特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大概也绝无仅有。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他颁布长篇特谕，说："夫米谷为养命之宝，既赖之以生，则当加以爱惜，而不可存轻弃之心。且资之者众，尤当随时撙节，而不可纵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觉其少，而积少成多，便可多养数人。若人人如此，则所积岂不更多，所养岂不更众乎？"为了打消人们"少食伤身"的顾虑，他说："养生家以食少为要诀，固所以颐神养和，亦所以节用惜福也。况脾主于信，习惯便成自然。每见食少之人其精神气体未尝不壮，此显而可见者。"他还用"天人感应"说训诫缙绅百姓："米谷乃上天所赐以生养万民者，朕为天下主，惟有敬谨宝重，仰冀天心默佑，雨畸时若，岁获有秋，俾小民家有盖藏，人歌乐土。朕既为万民计，不敢轻忽天贶，尔等绅衿百姓，独不为一身一家之计乎？朝夕生养需用，既受上天之赐，若果加以爱惜，随时撙节，则上天必频频赐赉，长享盈宁之福；若恣情纵欲，暴殄天物，则必上干天怒，不蒙赐赉，而水旱灾棂之事不免。其理岂或爽哉！"

旋涡鸣人

现在当官的都该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