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逛京城妓院“八大胡同”的民国名人

输血与造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共产党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但钱的用途却不同。即使在民国之后，有钱人多以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为乐。那时开妓院合法，老板和嫖客都不用担心扫黄，逛妓院成了时尚，尤其是到著名的妓院去消费简直成了成功人士的标志。

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八大胡同”，什么人去的最多？说来有人也许不相信，最多的主顾竟然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是指民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当时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每月津贴可达二百元），“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些人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

如果不是欠薪，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早期的北京大学有一份名为《消闲录》的小报，专门刊登狎妓、捧角儿的文章，以为风雅。所谓“捧角儿”就是捧演员，相当于现在的“粉丝”，有名的戏曲演员称“角儿”（音juér）。北京城内旗人多，遗老遗少多，多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时尚。昆曲也颇为兴盛。当时如果不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就如同现在不知道歌坛“四大天王”一样，一定会被人嘲笑为不入流的“土老帽儿”。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北大的学生也并不是现在影视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俊男靓女，多数是一些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须的举人、秀才之类，暮气沉沉，有些人上学甚至带着仆役，彼此不称同学而称“先生”、“老爷”。

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校风，蔡元培成立了“进德会”。该会的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姨太太；乙种会员除了甲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做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做议员；丙种会员要求最为严格，除了要达到甲、乙两种会员的要求之外，还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肉。

李大钊当选为“进德会”纠察员，要求自己达到乙种会员的标准。之所以做不成丙种会员，是因为李大钊的烟瘾很重，戒不了，思考问题、写文章经常是香烟不离手。

严谨的生活作风，才能使李大钊省下更多的钱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李大钊每个月出多少钱用于革命运动呢？最多的时候，他每个月拿出八十元钱来用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钱资助革命最多的人。这些钱除了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创办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也是由李大钊帮助筹措经费，解决了经济困难。

李大钊为革命活动花钱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却相当节俭。他的住所是一个简陋矮小的平房四合院，院子里面没种什么花草，屋里也没有什么陈设。北屋是卧室，南屋是书房，东屋是储藏室，西屋是客厅兼饭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集会就常在这里。没有客人的时候，李大钊一家粗茶淡饭，为了省油，家人吃的饼里很少放油和葱花，而是直接把大葱卷在饼里吃。李大钊品德高尚，但毕竟拖家带口，有老婆和五个子女要养活。裹着小脚的李夫人虽然贤惠，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日子过得非常拮据，没办法，李夫人只好找学校领导诉说家里的苦楚，学校认为李大钊应该先顾一顾自己的小家，决定每月把李大钊的工资交给李夫人，由她扣除了一家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之后，其余才由李大钊自行支配。

陈独秀的工资比李大钊多，但却很少过问经费的事。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的交情很不错，李大钊总是称他的字“仲甫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直呼其名以示尊重。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