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上的水变迁(图)

图为清代沈喻所绘的通惠河漕运图局部，京师漕运最兴盛期是康乾时期。历史上，北京上升为都城后，漕运作为水的一项新功能得到开发，运河成为北京城的经济命脉，民间所谓“漂来的北京城”说的就是这个含义。

图为1890年右安门外水灾情景。永定河在隋唐之时曾有“清泉河”的美名，辽、金时就称“卢沟河”了，元、明时更有“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恶名。永定河名称的演变，说明森林植被破坏对水环境的深刻影响。

话题缘起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依托。千百年来，北京曾借助山前优越的地理位置，丰沛的水资源供给，成为四方辐辏之都会。时光飞逝，沧海桑田，曾几何时先民们引以为豪的优势资源，如今却成为木桶效应中的那块短板，严重限制了北京的城市发展，不能不发人深省。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保障水安全的讲话中，从治国安邦的高度，深刻分析了国家水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中举了很多北京和河北的例子，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北京”建设，探索解决水资源和水环境等问题。研究北京历史上何以因水而兴，何以因水而困，为我们今天修复水系和水生态系统，促进水安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科学依据。

话题嘉宾

吴文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吴季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建平：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李青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历史上曾是丰水地区，北京城是因水而建，因水而兴

主持人：众所周知，水资源紧张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巨大的瓶颈问题。但历史上北京地区水资源相当丰沛，是这样吗？

吴文涛： 北京曾经是一个水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盈盈一湾间，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流的前身冲出山谷形成了肥沃的冲积扇平原。不用说在青铜时代以前，这里曾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就是在燕王分封、蓟城兴起直至明清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平地流泉，河网密集，湖泊星罗棋布，其优良的水源和水利条件仍是吸引诸多王朝在此先后封侯建都的因素之一。如今干涸浅涩的永定河在辽金以前曾碧波荡漾，拥有“清泉河”的美名，其主干河道还先后从现在北京城的南北穿过。三千多年前，北京的前身蓟城，依托着莲花湖（今莲花池一带）水系自然地发育起来，直到金朝在此建都，整个城市的水源供给都没有离开过这一水脉。

尹钧科：不要说很遥远的时候，辽、金、元、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的地表水、地下水都很丰富。辽代在今通州区南部有个方圆数百里的湖泊，名叫延芳淀。延芳淀“方数百里”，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一片水域。水中天鹅、野鸭群集，菱芡、荷花丛生。辽、金、元时期，帝王常去游猎，故今通州区南境都曾有辽、金、元时期的帝王行宫。直到清后期，延芳淀才最终消失。另外，在其它地方，如朝阳区东北部、大兴区北部、海淀区西部等地，历史上都曾有大型湖泊。今朝阳区东北部有个金盏乡，“金盏”就是一个湖泊的名字。明末清初的大舆地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金盏儿淀，（通）州北二十五里，广袤三顷，水上有花如金盏，因名。”可见，历史上北京地区的湖、泊、淀、泽之水是很多的。

城市用水的供需矛盾，北京作为都城时即已存在，历朝历代为解决城市用水，也是想尽各种办法

主持人：我们知道，满足城市生活用水是城市发展的一大难题，古代北京水资源丰富，城市用水是不是就不用太多规划？

李青淼：水是城市生存的命脉，我们的祖先早已对此有所领悟，历朝历代为解决城市用水，想尽各种办法。

城市用水的供需矛盾，北京作为都城时即已存在。宫苑用水是北京城用水的重要环节。据侯仁之先生研究，金人在建造中都时，仿效汉法，在皇城西部设立苑林区，把位于西郊的洗马沟水引入城内，形成中都城的太液池，名为鱼藻池。元代以后，都城和皇宫向东北方向迁移，为保证宫苑用水，水源也转移到高梁河水系。高梁河，金代称之为白莲潭。元代时，白莲潭被圈入大都城内，并被皇城北墙一分为二：北侧为积水潭，位于皇城以外；南侧称太液池，位于皇城内，是皇家御园的组成部分。

与统治者不同，广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主要利用地下水。历史上，北京城的地下水位比今天高了许多，水井在城市中广泛分布。通过对传统街巷名称的检索，我们也能发现带有“井”字的街巷名不在少数。按照语言学家考证，“胡同”一词在阿尔泰语系的很多语种(如蒙古语、突厥语、女真语、满语)中，即是“水井”之意。可见，在没有现代供水设施前，水井构成了胡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城市居民的重要水源。

元朝时，漕运成为北京城的经济命脉，用水思维和治河理念随之改变

主持人：元朝建都北京后，面积和人口剧增，北京城用水面临哪些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吴文涛： 元朝建都北京后，改称元大都，这是北京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大都城是全国性的政治文化中心，其面积和人口都数倍于前，莲花湖水源已远远不够。因此，元朝兴建大都城，离开了金中都旧址，将城市中心迁到了其东北郊的高梁河水系，这是一次因水源需求的战略性转移。但这也还不够。众多的人口、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奢靡的宫廷生活，要求物资运输量成倍增加，每年要有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江南征收运来。而引永定河济漕的美好设想试行多次未果，原因就在于其日益恶化的水文状况。1293年在郭守敬的设计领导下，另辟水源开凿了通惠河工程：引昌平白浮泉水向西，一路收集西北一带山泉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再经南长河、高梁河入“海子”（今积水潭-什刹海一带）；从万宁桥下向东南，再顺皇城东墙南下，接旧金的闸河与潞河相接。

李建平：1293年郭守敬的“白浮引水”可以说是北京历史上最成功的引水工程，这项工程的创新之处是解决了“水往低处流，船往高处走”的情况。当漕船沿着京杭运河北上到通州时，遇到了难题，进入大都城的水路是逆流而上。郭守敬遵循水流的规律，采用河道上建闸的办法，从通州到大都城修建了24座水闸，成功地解决了漕粮船逆流而上的难题。白浮引水、修建闸河是北京水利史上的创举，至今北京仍享用当年引水的成果。

吴文涛：在北京上升为都城之后，漕运作为水的一项新功能被开发出来，运河成为北京城的经济命脉，民间所谓“漂来的北京城”说的就是这个含义。为保证漕运增加运力，北京地区可用之水几乎“一网打尽”，涓涓细流齐聚运河。水系格局由此发生变化，用水思维和治河理念也随之改变。

历史上北京水系不仅造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地理格局，更构造了突出的城市生态文化，赋予了传统北京水、山、林一体化的 “城市山林”的水乡野逸气质

主持人：北京城因水而建，因水而兴，水脉即文脉，其独特的水文化对城市的发展和布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文涛：水的景观之美和文化意义也是早就被人们关注到的东西，沿着水脉建立和拓展政治文化中心，几乎是历朝历代城市布局的核心。金元明清北京成为都城之后，挖濠筑城、引水入宫、依山傍水修建皇家园林等可谓一脉相承。金代开始在白莲潭（今什刹海附近）、玉泉山一带建立行宫别墅，元代纳什刹海入皇城，引玉泉水入大内，又在南海子、延芳淀（今通州地区）等水域设立皇家苑囿。

李建平：北京历史上水养育人，人亲近水，水聚成景，人融于水景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今日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规划、布局、肌理上发展起来的。明代在扩建北京皇城的时候同时拓展了南海，保持皇家宫殿建筑与园林中的水域平衡。清代敬水、理水的贡献在园林的修建。依据海淀上风上水多湿地的特点，清代完善了“三山五园”，即香山和静宜园，玉泉山和静明园，万寿山和清漪园，畅春园和圆明园。可以说，三山五园离不开水，水是三山五园的命脉。传统北京水系不仅造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地理格局，更构造了突出的城市生态文化，赋予了传统北京“城市山林”的水乡野逸气质。 这种敬水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北京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当决策在国家奥林匹克园区修建鸟巢（国家体育场）的时候，人们马上想到西边的对称建筑应该有水，然后设计建造了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

历史上北京常患水灾，防汛防洪这根弦需要绷紧

主持人：2012年7月21日的特大洪水灾害，使人们从“焦渴北京”中惊醒过来，其实，北京历史上频频发生，为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是水灾，是这样吗？

尹钧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当今北京缺水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上北京地区曾多次发生过严重水灾。远的不说，仅清代就有顺治十年（1653年）、康熙七年（1668年）、嘉庆六年（1801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九年（1893年）等多次发生的严重水灾，尤其是嘉庆六年、光绪十六年的水灾，实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天咫偶闻》记载：庚寅（光绪十六年），“京师自五月末雨至六月中旬，无室不漏无墙不倾，东舍西邻，全无界限。而街巷至结筏往来。最奇，室无分新旧，无分坚窳，无弗上漏旁穿，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苇席油纸，为之顿绝。东南城贡院左近，人居水中。市中白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就是这年，平谷、昌平等州县，淫雨连绵四十多天。

清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年）六月，天正下着大雨。康熙皇帝触景生情，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昔言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并以清顺治十年（癸巳）、明万历二十年（壬辰）、成化九年（癸巳）等为例予以说明。2012年（壬辰）7月21日北京地区又发生大水灾，也提醒人们不要忘了这一教训。

吴文涛：历史虽已渐行渐远，但历史教训不能遗忘，因为历史还可能重演。在目前全球变暖、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所有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都有了巨大改变，干旱和水灾更像一对难兄难弟变得难舍难分。因此，更有必要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

明清以后，北京地区水资源的供求关系由原来的相对平衡逐渐转向失衡，“河务”、“漕运”等被列为朝政的头等大事

主持人：最近，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市委常委会扩大会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时指出，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水安全、生态安全对北京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如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深刻把握中央关于水安全问题的重要精神？

吴文涛：水与北京城的历史，典型地反映了水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治水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北京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不断开发水利以满足其不断扩大的需求，如早期的农业灌溉、修筑城池；中期的城址由莲花池水系向高梁河水系转移，以及此后为解决城市漕运、农业灌溉、生活用水及排水、园林美化及城市防洪等等而对永定河、高梁河、潮白河、瓮山泊、什刹海、大明濠、护城河等河湖水系进行的各种整理和改造等。另一方面，历代持续不断的水利开发和城市建设，又不断改变着城市水源状况和原本自然的水环境。由于城市规模的突破性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剧增，以及周边地区农业的深度开发，北京地区的许多自然水体以及水环境面貌从明清以后开始发生改变，水资源的供求关系由原来的相对平衡逐渐转向失衡。水利工程重在解决缺水问题，被人们更加关注和依赖，成为京城施政的重中之重。康熙曾将“河务、漕运与（削）三藩”列为朝政的头等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夙夜不忘。其中两件都与水有关：“河务”主要针对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水患，如康熙时开始全面治理永定河，首次建筑百里大堤，使永定河的河道大致趋于固定；“漕运”主要是解决运河运力与京城庞大粮食需求之间的落差问题。但最终都归结到一点，即水源匮乏的问题开始凸显，逐步对北京城市的形态布局、社会生活及发展方向等产生深远影响。

众多河、湖、淀、泽日渐成为消失的风景，客、货船早已成为北京逝去的乡愁

主持人：今天，北京的水环境、水资源相对于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哪些历史原因？

吴季松：今天，在北京，很多“河”，尤其在年轻人的眼里，就是一条条无水的沟，“船”在北京已成为城区游玩的工具，客、货船早已成为逝去的乡愁。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地下水位的下降，除一些著名湖泊外，大大小小的湿地几乎全部消失。100年来北京湿地递减状况如下，1960年为12万公顷，占北京面积7.3%；1980年减为7.5万公顷，占北京面积4.6%；到2012年北京有1916块湿地，共5.14万公顷，仅占北京面积3.1%，大大低于6%的世界平均水平，北京不再是水乡，已与干旱为伍。

尹钧科：北京地区的水环境变化这么大，究其原因，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永定河、潮白河等上游流域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失去水土涵养的条件。在宋、辽时期的文献中，明确地记载在永定河、潮白河上游流域有茂密的森林，有“千里松林”之称。金代为攻打南宋，曾调集四十万人到永定河上游流域的蔚县砍伐林木，准备造船。元代为建设大都城，也曾在永定河上游流域如蔚县、涿鹿、怀来等地大规模地砍伐林木，流传至今的元代《卢沟运筏图》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森林植被遭破坏的结果是水土流失加重。永定河在隋唐之时曾有“清泉河”的美名，辽、金时就称“卢沟河”了，元、明时更有“浑河”、“无定河”等恶名。永定河名称的演变，有力地说明森林植被破坏对水环境的深刻影响。

第二，纵观历史上北京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情况，可以说历史上明显的有多雨期和少雨期，二者转换的时间一般在五、六十年。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时仅隔三、四十年，而有时又拖至七、八十年，甚至更长。不管间隔时间长短，有相对的多雨期和相对的少雨期是历史的实际。史料说明，多雨期时也有大旱之年，少雨期时还有大水灾发生。逐年的降雨量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基本上是一个少雨期。如今北京地区的水资源紧张，恐怕与降雨相对的少也有很大关系。

第三，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是造成今北京地区水资源紧张的另一重要原因。自金代迁都北京之后，历元、明、清三朝，曾在北京地区大规模地开展屯田，既有军屯，也有民屯。因此，大面积的河滩、湖淀被开垦为良田，致使河湖水面缩小，以至消失。特别是近现代工业发展以来，大量抽取地下水，使北京地区的地下水储存形成巨大的漏斗状，许多泉水、满井也就不见了。事实显示，修水库其利是储蓄水资源，并消除水患；其弊是破坏了河流上、下游的水平衡，致使水库以下的河道水量大减，甚至断流。这种情况在北京的永定河、潮白河也难免。

“第一位的还是节水”， 节水优先应是新时期治水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方针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保障水安全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从粗放用水方式向集约用水方式转变，从过度开发水资源向主动保护水资源转变，提出了“节水优先”的观点，应怎样理解？

李青淼：习总书记强调节水优先，这是针对我国国情水情，总结世界各国发展教训，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的关键选择，是新时期治水工作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方针。

吴季松：1949年以前北京地域最多只有220万人口，人均年水资源量为1180立方米，不到严重缺水，完全可以通过节水解决。但是，现在人口增加，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86立方米，就是极度缺水了。目前只有向外调入和向内节水两个解决办法。但正如张光斗先生所说：“一定要有限调水，第一位的还是节水。”张先生已成故人，但他的灼见恍如昨日。

“绿水青城”就是“金城银城”，治水管水思路需实现战略性转变

主持人：回顾北京历史上的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状况，对我们今天合理利用、有效改善水环境有哪些启示？

吴文涛：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合理利用、有效改善水环境的宝贵经验，如历代都把水脉纳入城市布局，使城市增添山水园林特色；元代白浮堰的开创与清代昆明湖的改造，为京城开辟新的水源拓展了思路；一些大型皇家囿苑的兴建，如南郊的“下马放飞泊”、“南苑”和通州西南部的“延芳淀”、“柳林甸”等，合理利用河湖水系，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等。但同时，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除去气候变迁等客观因素外，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城市的“超载”发展和周边地区森林植被的人为破坏等因素，是导致水荒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人与水争地的问题，如农业和城市用地占据了大量原本属于水的河道、湿地和湖泊，导致水患频仍；为杜绝水患而束缚河流的自然延伸，实行“管道”式管理；为漕运而将所有水源“赶尽杀绝”、切断水脉的“毛细血管”等，都给河流生态带来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重视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当今协调城市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继承与完善自然和人文风貌，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增加，水源涵养及供给范围要相应扩大。我们一定要充分把握住南水北调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这两大利好，为北京的水源开辟出广阔空间：一是要在河北的张家口、承德这些北京河流的上源地区建设水源涵养带，二是要把从南边调来的水用来恢复湿地、河流和植被，以水生水，以水养水。总之，使北京走出水之困境，保护好水源地的自然风貌，重视水的生态功能，合理利用，减少“超载”，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答案。

吴季松：今天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城市，缺的不是高楼和环路，而是城市的健康水系。“金城银城”不如“绿水青城”，“绿水青城”就是“金城银城”，这是居民的呼声、国家的需要和国际的期望。 李青淼：根据北京未来发展趋势，无论是中心城区的持续发展，还是市域范围内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建设，抑或首都圈的整体推进，都不能忽视水资源的掣肘。虽然前人给我们一把又一把解决水资源瓶颈的钥匙，但是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是比前人困难得多的水资源供需形势。希望通过不懈努力，北京城能够尽快找到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良策。

（主持人：黄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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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间北京的河流水系变化

6个世纪以来，北京的河流水系，从原有六大水系变为五大水系，分别为：

蓟运河水系：主要为在平谷的泃河和错河。年径流量7.4亿立方米，属于中小河流。而两个世纪以前水量充沛，应为现在监测数字的两倍以上，但今天断流严重。

潮白河水系：是北京的主水系，当年是两条河流—分别是源自河北承德的潮河和源自河北赤城的白河，修密云水库后汇为潮白河。目前白河在京流量约为每秒9立方米，潮河为每秒12立方米，都已是涓涓细流，且出现断流。而当年潮河应是每秒20立方米以上的河流。

北运（温榆）河水系：是北京最主要的水系，也是唯一发源于北京的水系。主要包括温榆河、北运河、沙河、清河和通惠河等河流。温榆河流量现为每秒3.56 立方米，北运河流量为每秒8.1 立方米。今天看到的是涓涓细流，但已是目前北京唯一的主河道基本未断流河流。年径流量仅为2.5亿立方米，属于近干涸的小河，而当年可以行大船运粮。

永定河水系：是北京元代以前赖以建城的水系，主干发源于河北张家口，上游称桑干河。当年水流汹涌，多次泛滥，名为“无定河”。自1980年起全线断流，有水段流量仅为每秒0.98立方米。

大清河水系：在北京房山，主干为拒马河，有大石河等河流汇入，是北京目前水流最大的河流，至今仍有泛滥洪灾威胁，是北京唯一与历史上差别不太大的河流。 （吴季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