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戏外情事：曹禺与杨振声从师生到情敌

1940 年代方瑞（中）、张瑞芳、曹禺在重庆合影。张瑞芳扮演《北京人》中以方瑞为原型的人物愫芳。 （张耀杰/供图）

《北京人》与《雷雨》、《日出》、《原野》，并称为曹禺的四大经典戏剧，其创作时限大约在1940秋冬至1941年秋冬之间。剧中的曾皓、曾文清、曾霆老少三代如出一辙的一男二女的男权美梦，与曹禺本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与妻子郑秀、情人方瑞以及方瑞的干爹杨振声之间的三角情恋密切相关。

方瑞与杨振声的旧情往事

曹禺写作《蜕变》期间正犯胃病，郑秀出于关心总是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为了静心写作，便把郑秀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1940年4月国立剧校重庆公演之后，郑秀带着万黛回到江安，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女儿万昭。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中，记录了曹禺的一段感慨：“这几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王蒙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问题就在这里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曹禺“已经枯竭”的情况下，是一位悄然而至的异性可人儿，为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北京人》中，曹禺借着为主人公愫方写作舞台提示的机会，给这位异性可人儿绘写了一幅传神写意的美好倩影：“见过她的人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一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情，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位异性可人儿，就是本名邓译生（又写作绎生）的方瑞。她是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邓宛生的同胞姐姐；同时也是另一位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方琯德的姑表姐。关于方瑞与愫方之间的对应关系，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接下来，曹禺还不点名地谈到方瑞与杨振声之间的旧情往事：“我曾看到一位大学教授，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剥夺别人的感情，这件事曾经使我感触很深。我就是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开掘了曾皓的灵魂，把他内心深处的卑鄙自私挖出来。这个教授并没有多少故事，也没有什么惊险热闹的东西……”

关于方瑞与杨振声的情感纠葛，方琯德的说法是：“方瑞是我的表姐，书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实际。她被杨某某留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大家庭养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后来，我把她弄出来了。”

杨振声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杨是《北京人》中曾皓的原型。

杨振声，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是中国现代史不该被遗忘却又几乎被遗忘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比1917年留学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还要年长一岁。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是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经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他们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五四”运动平息后，杨振声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学资格，于1919年12月与北大同学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起前往美国。他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且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因写出当时篇幅最长的白话小说《玉君》，而受到胡适等人的好评，同时也引起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

1928年8月17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议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委派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机要秘书的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为此专门邀请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北大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组成接办清华大学的核心班底。1930年4月26日，杨振声在蔡元培、胡适等人鼎力推荐之下，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为节省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其他教员，自己出钱租下黄县路7号的小楼，与教务长赵太侔、校医邓初等几个家庭合住。后来改名“江青”的李云鹤，是教务长赵太侔在济南戏剧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她与第一任丈夫、富家子弟裴明伦离婚之后，被赵太侔推荐到青岛大学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后来又与赵太侔的第二任妻子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又名黄敬，物理系学生，中共地下党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恋爱同居，从而成为黄县路7号的常客。

关于青岛大学的人际关系，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方瑞的父亲邓初，字仲纯，安徽怀宁人，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安徽同乡，除了北大教授胡适、北大职员高一涵之外，还有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初。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后，邓初携全家来到青岛担任校医。1932年，杨振声因学生运动和教育部拖欠办学经费等诸多原因而多次提出辞呈。这年9月，南京政府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并且把国立青岛大学改称国立山东大学，由教务主任赵太侔继任校长。杨振声辞职之后前往北平，受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委托，主持编写《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在此期间，他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干女儿方瑞，从青岛带到北平同住在北平西城的西斜街中段路西一座高大门墙的院落里。按照他自己的介绍，这是位于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的“人家都不肯住的一所荒老的古宅”，据传说“那房子闹鬼”。

1933年8月2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谈到杨振声的干女儿邓译生即方瑞：“访今甫，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 Beauty），然余觉此种人必须有保镖（Patron），亦一麻烦。”

当年的杨振声出于对干女儿方瑞的喜爱，曾经建议邓初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读书，说是留在家里才好培养成为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

杨振声与曹禺的师承关系

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杨振声恰好是在曹禺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之前，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的。尽管如此，二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代际师承关系。据冯友兰回忆，当年的清华大学“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长和教务长都穿军服，脚蹬马靴，脚后跟还有马刺子，当时的教务长是杨振声”。

1932年夏天，从青岛大学辞职的沈从文，应杨振声邀请赴北平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协助杨振声把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改版成为文艺副刊。他与未婚妻张兆和一起住进西斜街，直到1932年9月9日与张兆和正式结婚后，才搬到同在西城的达子营居住。梁实秋在回忆文章《忆沈从文》中，顺便谈到了杨振声与他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美好生活：“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悠哉游哉的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进进出出。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

1934年1月，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文学季刊》，曹禺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李健吾、萧乾等人，都是三座门14号《文学季刊》编辑部的常客。1937年5月，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又名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同获得《大公报》所颁发的文艺奖。主持评奖的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是由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巴金、李健吾、靳以等人共同组成的。同年1月2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早访杨君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日出》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日出》主题及片断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

同年2月20日，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由此可知，曹禺能够获得《大公报》颁发的文艺奖项，并且得到“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的高度评价，与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最为资深的领衔人杨振声的极力推荐，是分不开的。曹禺与该委员会中的沈从文、巴金、李健吾、靳以连同这次评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当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萧乾，都是年龄相当而且过从甚密的文坛新锐。

曹禺与第一任妻子郑秀1930 年代合影。郑秀 是《北京人》中思懿的原型。 （张耀杰/供图）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1937年8月，杨振声与梅贻琦、张奚若、叶公超等人同车南下。抵达南京后，杨振声任教育部代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1940年夏天，日军进占越南，迫使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交通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联大当局为此在云、贵、川接合部的川南重镇叙永设立分校，招收当年考取的六百多名新生到此学习，由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分校秘书刘康甫父女二人随杨振声一家来到四川，合租小街子五十号一所民房暂住。

山东大学校医邓初，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携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江津，与当地乡绅邓鹤年（蝉秋）、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在邓鹤年叔侄帮助下，他于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开办延年医院。1940年夏天，被方琯德从江津带到江安的方瑞，与吴祖光同住一个大院，对门就是曹禺的住家。所谓的“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令曹禺一见钟情，接下来便是两个人旷日持久的婚外情恋。

曹禺当年的合法妻子郑秀回忆说：“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译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译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琯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与郑秀的说法相印证，吴祖光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方瑞没上过大学，像杨振声、赵太侔这些教授，都建议她父亲不要送她上大学，就在家里读书，他们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闺秀。……曹禺很喜欢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帮助曹禺抄写剧本的方瑞，在《北京人》中也把她与干爹杨振声等人住在阴森闹鬼的北平西城西斜街的生活经历以及环境氛围，融入了《北京人》的剧情之中。与此相印证的，是杨振声后来在《邻居》一文中对于老北京城区的市声天籁的相关描写：“反正我喜欢那几堆古石，一院荒冷。可是，你再也想不到，正当一个寂寞的黄昏，隔街传来卖麦芽糖的小铜锣的声音，那正是向晚人归的时候。而当当的小锣声，传达来街市的寂静，行人的倦意，孩子们的欢欣。忽而，突然凌然从西邻人家飞来一种吱哑哑的金属声，那是北平廉价出售的无线电。从此我就再无宁日了！”

1941年10月24日，由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据张骏祥回忆，“《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曾皓有杨振声的影子。杨振声与方瑞的父亲是好友。曹禺很讨厌这个人。当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据。剧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几个人合成一个。”

就在《北京人》的演出引起轰动的时候，被曹禺当作曾皓生活原型的前辈师长杨振声，也在并不遥远的川南叙永和云南昆明，关注着曹禺与自己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人生戏剧与戏剧人生。1942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吴宏聪，在杨振声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曹禺戏剧研究》。据吴宏聪回忆，杨振声把他约到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小时，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评论都跟我谈了，甚至还把曹禺抗战时期在四川江安与xx女生恋爱的感情纠葛也跟我讲了。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反复强调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和怎样去写这样的作品。……我在联大四年，选修了不少课程，都有收获，但先生这一课是最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