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出路：政府为妓女看病且解决就业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90周年。90年光荣与梦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相伴相生;90年革命足迹与精神，载于史册、薪火相传。

在这个承平岁月，往昔峥嵘岁月沉淀的精神财富，更需要反复回味与传承。在建党90周年之际，本报精选中共北京党史上各个时期的珍贵老照片，多路记者实地探访，推出《红图索迹》专题报道，与读者一道寻访党在北京的光辉足迹。

本期聚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夜封闭全市所有妓院，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妓院制度。旧社会境地凄惨的妓女群体在解放后抬头挺胸、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6月20日，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前门附近的韩家胡同内，一切都透着那么的闲散安逸。偶尔会有几个白发老人聚在房檐下的阴凉处拉着家常，有路人从面前走过时，也只懒洋洋地抬眼看一眼。

随意走进一处院门，透过加盖的小平房，仍然能够看出往昔规整的四合院格局。现在这里居住的所谓“老居民”也多是六七十年代才迁入的，对于胡同过往的种种，居民们并没有什么印象。“听说我这院子以前是窑子，我房间里那地砖上都印着花儿呢。”顺着这位住户所指，记者注意到脚下是一块块红底蓝花的地砖，尽管已经多有磨损，但仍使得这里透出些与其他大杂院的不同。

封闭妓院 刻不容缓

清朝时，由于北京内城禁止开妓院，因此，妓院纷纷转战到前门大栅栏附近的胡同中开业。清末民初，这一带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这其中，又以聚集众多“一等”、“二等”妓院的百顺、韩家潭等八条胡同最为“艳名远扬”。

1949年北平解放后，市政府召开了多次会议研究妓女问题，市长叶剑英指示，妓院如何处理，必须先派人了解情况，然后再制订相关的工作方针。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北京市长聂荣臻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大会的这项决议。毛泽东主席得知决议通过后说：“这个决议很好。”

千年痼疾 一夜清绝

1949年11月21日，市公安局接到聂荣臻下达的立即执行封闭妓院的命令后，早已待命的由市民政局、妇联、卫生局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于当晚8时统一行动。

为避免老板等人转移财务或隐匿起来，当晚6点，领导小组先以通知开会的方式，扣住了妓院领家、老板424人。随后，解放军战士和管区民警把守住各胡同口，工作组的同志进入妓院宣布封闭令，并对妓女进行集中，随后组织妓女上车，监督账房清点财产并登记造册，最后将印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了妓院门上。

深夜12点，各行动小组把集中起来的妓女送到当时设在韩家潭胡同36号的北京市妓女教养院，然后将她们分别安置到8个教养所，这些教养所分别设在韩家潭胡同、百顺胡同内的14个妓院中。截至22日凌晨5时许，全市所有妓院全部封闭。

22日上午，罗瑞卿向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汇报了执行封闭妓院决议的情况，本次行动全市共封闭了224家妓院，集中妓院老板269人，领家185人，收容妓女1288人。“从现在起，北京市封建残余的妓院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彭真在当天的讲话中说。

灵魂肉体 双重改造

刚进教养院时，不少妓女对改造怀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寻死上吊的有之，翻墙逃跑的有之，起哄闹事的有之。从被分到教养院的那一刻起，所有的妓女们都被统一称作“学员”。为了改掉这些“学员”身上的恶习，安抚其情绪，管教干部们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每天早7点起床，晚10点睡觉，适当安排劳动，使其逐步适应正常的生活。同时，干部还逐一找妓女谈话，寻找其中的症结，对症下药，使其认识到自己悲惨遭遇的根源，提高觉悟。

1950年12月11日，在拘押老板的处所召开了一次控诉大会。会上，学员含泪述说了这些老板的暴行，控诉其打断妓女胳膊、挖烂子宫、打瞎眼睛、拧肿阴部、暴力打胎等残忍手段，以及将妓女迫害致死的犯罪事实。最终，老板兼领家黄树卿夫妇二人被判决并执行死刑。消息传到教养院，“学员”们无不称快。

被收容后，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检查后发现，在全体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96.6%，没病的只有44个人。患病的人中，以淋病、梅毒患者居多。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的著名皮肤病性病专家胡传揆先生，制定了详尽的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仅油剂盘尼西林就注射了13000多针，为进口这些针剂，政府总共拿出1亿多元(折合约12万斤小米)。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和恢复，最终，学员中梅毒治好者达到近40%，淋病治好者达95%。

重获新生 自力更生

治好病的学员，有的被家人领回，有的择偶成婚，许多学员则自愿要求学技术，准备进工厂做工。当时人民政府特意购买了80台织布、织袜机，成立了“新生织布厂”。

到1950年6月6日，共有926名学员走出教养院，其中结婚的有505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374人，参加中央防疫队的21人，考入艺术学校和曲艺剧院的有13人，8人被送进安老所，还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后，对其进行了相应处理。最后剩下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学员，都在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

1986年，有关单位对这批学员的生活状态进行了走访，调查显示，分到这里的学员表现都很好，有的成了生产骨干，当了班组和车间的负责人，有的入了党，成了国家干部，不少人成了先进工作者。

今天的“八大胡同”中，无论是它曾经的“艳名远扬”还是后来的“一夜清绝妓女妓院”都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和每一个普通北京人一样，每天上班、上学，挣钱养家。只有那些院落中斑驳的印花地砖，和外墙上偶尔可见的诸如“庆元春”这样的牌匾，默默记录并见证着妓女这个群体在解放前那些不为人知的凄惨遭遇，以及解放后抬头挺胸、自食其力、重新做人的涅　　。

感谢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为本报提供大量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