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多年前的老儿歌
老北京城里的胡同和郊外的乡村,最常见的一景就是老奶奶坐在树阴低下,怀里抱着大胖孙子或者孙女哄着、逗着，度过一整个安逸恬淡的下午。只要孩子稍微有些躁动，老太太就轻轻地抚慰着孩子，嘴里轻声呢喃着“小耗子，上灯台”或者“小小子，坐门墩儿”之类的歌谣。孩子们一会儿就塌实了。呀呀学语的孩子们也就从他们可能目不识丁的老奶奶那里接受了语言的启蒙。这就是民间儿歌的来历和它的功能。老奶奶们一般没有有多高的政-治-觉-悟和高深的知识。她们向孙辈传达的只是她们的生活情趣和最基本的见识。但是这些儿歌能传唱几百年不衰，也正是因为它的质朴、生动、富有情趣。而且语言活泼，俏皮，上口。
孩子们从老奶奶那里学到了这个本事，稍大一点，就会把他们自己看到、听到的事物也编成儿歌传唱。孩子们的心灵是最纯洁的，脑子里边学校的正规教育的条条框框还没完全形成，所以编出来的儿歌也是情趣昂然，充满智慧，语言也生动精练。反而是教科书和儿童读物里大人们给孩子编的儿歌相形见绌，死板呆滞，没有生命力。他们是为了“教育”孩子，灌输政-治理念才干这样的活儿，所以出来的东西都很次，这样的儿歌不但没有生机，随着时间的延续，还会成为笑话。
我们小学低年级时的语文课本里就常有这样的儿歌。那时候小学语文第一册的第七课就是一首儿歌：
“向日葵，花儿黄，
朵朵葵花向太阳，
全国人民一条心，
永远向着我爱人在北京论坛。”
后来还学国“赤-脚医生好阿姨，贫-下-中-农欢迎你”之类。那时候的儿童读物里居然还有一首儿歌叫“九大精神咱拥护”。现在，这些儿歌都背不上来了，只是偶尔回想起来，颇有哭笑不得的感觉，也替那些作者和编辑们汗颜。这些饱学之是的本事，居然还不如俺家奶奶。
倒是孩子们自己编唱的儿歌几乎全能背出来，有些东西，现在仔细琢磨，发现竟然堪称经典。
那时候北京，不论大院还是胡同的孩子们，放了学是在一起玩儿的。一聚就是十几、二十多个，于是又分成拨儿。所以孩子头儿们经常念颂着：
“是我的兵，跟我冲，
不是我的兵，大屁嘣，
嘣两瓣了炒花生。”
孩子们发生冲突，最后总能解决，理亏的一方要道歉，于是有了
“对不起，敬个礼，
放个屁，臭死你”。
当时的人们，物质生活贫乏，提倡艰苦朴素。但总还是有些人的生活条件比大家优越。市场上除了凭票供应的各种生活用品和食品，也有高档消费品专供特-权阶－层独享。孩子们的儿歌也能反映而且嘲弄这样的社会现象：
“高级烟，高级茶。
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头上茅房。
茅房没有高级灯，
一脚踩进茅屎坑。”
那时北京的少先队组织的名字叫“红小兵”。学校组织活动是要求穿队服：上白、下蓝，白色网球鞋，佩带红领巾。孩子们给这身装束接了个批注：
“白衬衫，蓝裤子。
卷毛皮鞋大肚子。”
孩子们给歌曲填词的本事更大，文－革期间，田汉成了“反－革－命”。那时候的国歌也就没有了词。孩子们给添上了：“抖咪嗖的裤子，露脚跟的袜子，踢啦遢拉的鞋”。
女生们在回家的路队上总会拿着山东柳琴的腔调唱：
“小孩，小孩你别哭，前面来了你大姑。你大姑罗圈腿，走起路来扭屁股，哎，扭屁股呀，哎，哎咳呦 ----”。
男孩子们总是高唱“青松岭版”的《打靶归来》：“钱广赶大车，给我捎点货，榛子辣椒装了一大车，钱广的老婆七姑说：干吗多给他两块五？钱广说：老娘们家家管的倒挺多。。。。。。”。据说某中学当年举行“红五月歌咏比赛”，有一个班的节目是《打靶归来》，伴奏的手风琴的前奏一过，台上三十多个男女同学都二目全睁，表情严肃认真、异口同声地高唱“钱广赶大车，给我捎点货”。校长、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都变了脸，傻了眼。此事被定为“政－治事件”，还报了案，要求公－安－机－关提高“革－命警惕性”，严查这首歌的改变者。罪－名定为“毒－害青少年”的“反－革－命－教－唆犯”。结果好象是不了了之。哈哈，他们上哪查去呀？！
孩子们还有一首用《红色娘子军》里女战士耍大刀的音乐编的歌：“排着队，唱着歌，跟着大粪车，花园里花儿多，马蜂蜇了我”跟音乐的旋律结合的别提多好了。这些歌唱起来又上口又俏皮。比《让我们荡起双桨》更得孩子们的人心。
我在学校的厕所里听过一首更绝妙的改编歌曲：一个比我还小的男生在撒尿，两手把着小鸡鸡，摇头晃脑地引吭高唱《杜鹃山》里的“乱云飞”，词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在他嘴里成了：“老五叔，指航程，万山大哥在马棚，老四在后面肚子疼，啊，啊哈啊------”还一大甩腔儿，乐得我差点尿湿了鞋（京剧里的唱词本来是：“毛委员指航程，万山丛中战旗红，光辉照耀天地明）。这孩子把词改得简直天衣无缝，这简直就是一首经典的朦胧诗，而且能唱！！！现代派大诗人都写不出来。
当然也有现实主义的好作品，也是钱广的题材，经常由一帮百无聊赖的淘气男孩带着一脸邪气儿地高声吟咏：
钱广赶车笑眯眯，
拿着鞭子杵马X。
马惊了，车翻了，
钱广的XX 轧弯了。
到了医院治晚了，
钱广的XX锯短了”。（此处删去5字）
这么无聊的儿歌居然编得入情入理，逻辑严密，真不知道这一群坏小子那么多的智慧从哪儿来的。象这些儿歌都是听一遍就能背下来，然后广为流传。《青松岭》影响了一代人。而那时孩子们恶搞的本事，绝对比现在的孩子强。
我们那时候没受过什么传统文化熏陶，所以恶搞的都是革命歌曲和儿童歌曲。恶搞效果最好的是那首《我是一个兵》。这首歌也被淘气的孩子们改编得面目全非：
“我是一个官儿，就爱打小孩儿，人家说我欺负人，我说我有权儿。我是一个官儿，天天吃香肠儿，人家说我馋逼佬儿，我说我有钱儿。”
还有一首军歌，现在连名字和原来的唱词全都忘了，反而是孩子们改的词一个字不非常滑稽：
“我参加了国民党当上了蒋匪兵，挎上了二八盒子，骑上大叫驴”。
那首脍炙人口的《一分钱》也被我们篡改成“我在马路边拣到五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卖冰棍的，给我一根冰棍，我高声地说了声：孙子哎---- 找钱！”整个一找抽！
文革后期的一部动画片里面有一个“阶级敌人”教唆一群年幼无知的小孩儿一边跳皮筋一边唱“糖儿甜，糖儿香，吃吃玩玩喜洋洋。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啥好用场？！”最后被革命警惕性极高的红小兵揪了出来。本来这个片子是教育孩子批判“读书无用论”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所有的男生全把这首儿歌学会了。动不动就念叨一遍。
现在，孩子们的生活、教育和游戏方式都变了。儿歌也被唐诗宋词取代。孩子们放学后被关在家里，玩的时间被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占满了。革命歌曲也换成了周杰轮和超女。儿歌也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多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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